话说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关系即进入全面对立的时期。国民党凭借中央政权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围剿”，在文化上围攻，在经济上封锁，誓欲将共产党斩尽灭绝。共产党则以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镇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政权，与国民党相抗衡。于是，国共之间兵戎相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展开了生死搏斗。战争，战争，还是战争……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各种令人难以预料的契机。进入3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与中国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世界和中国进人一个非常时期。 特别是从1935年5月开始，日本为实现其吞并中国的野心，向华北发动了一系列新的进攻，从而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变动了国内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于是，园共两党都开始考虑调整各自的政策，在两党交战的背后，谈判悄然发生了。
早在“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时，共产党就开始说话了。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抨击蒋介石的妥协、内战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写道：
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惊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斗争上来。
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 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宣言虽短，却传递了大量的信息。表达了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宣言很快引起了反响。在国民党的范围内，甚至在南京，表示拥护联合一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进行抗日的”呼声很高。冯玉样和蔡廷锴发表了相应的声明。据电台报告，广东和广西两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愿。
1934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纫领：(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这个文件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签名拥护的有几十万人之多。抗日六大纲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新发展。文件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其中所提的建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抗战的总领导机关，实质上是后来所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的萌芽。
1935年1月， 毛泽东进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一决定共产党命运的重大问题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解决的。那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二楼一间较大的屋子里，人坐得满满的。政治局委员来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到了：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也从各自部队匆匆赶到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与会者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当然在座，翻译伍修权紧靠他身边。在这之前，先后掌握中央领导权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已经相继下了台，在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实权落在了王明手里，王明去莫斯科就任中共骏共产国际代表前，指定博古即秦邦宪负总责，因此，在遵义会议上坐在正中位置的是博古。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讨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最后作出决议，认为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领导的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负责，李德和博古庞负主要责任。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思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洛甫即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从此以后，军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直到他后来成为全党和全国的最高领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5年深秋，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这天，他和彭德怀等刚在前线指挥完大获全胜的直罗镇战役，一封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中。
毛泽东凑近油灯一看，是从瓦窑堡发来的急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已到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估计直罗镇一仗已经总结，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你意如何，请速回电。”落款是洛甫、博古。
毛泽东从前线回来，进了瓦窑堡，一碗杂面片、一碟红辣椒刚刚下肚。周恩来的声音已经从门外传来：
“主席，张浩同志来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尊重，毛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周这样称呼他。
“润之，你好！”张浩快步走进窑洞。他是林彪的堂兄，共产党中少数的工人分子之一，当年曾在长沙帮助毛泽东领导中共湘区助工作，和毛很熟，所以还以当年的习惯称呼毛。
“育英，你辛苦了！”毛泽东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握住张浩粗黑的两只手，声音发涩，两眼湿润，“我听博古、闻天说了，你从苏联回来时穿着光板羊皮妖，靠着两条腿，穿越千里戈壁滩、大草甸。都说蒙古草原上‘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你一定没少吃苦！”
“是啊，”周恩来说，“张浩同志真不简单。他担心路上出事，《八一宣言》全文，与莫斯科联系的电报密码、联络方法，全靠脑子背下来了！”
张浩说：“我看国内同志更辛苦，你们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皮带，那才叫吃尽人间苦！你们知道吧，今年？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时，我们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场正中间悬接着苏联党旗。党旗对面是什么？是一幅中国大地图！上面插满红旗，并注明：中国30万红军正在浩浩荡荡大进军。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组织中，除已经夺得政权的苏联之外，惟一一个拥有自己军队、自己武装的政党，为众兄弟党所敬重，更为共产国际寄予厚望。”
“噢，如此乐观地估计中国革命形势如何又产生《八一宣言》呢？”毛泽东招呼张浩、周恩来上炕。入夜后，窑洞里寒气逼人。
油灯下，毛泽东靠着被褥，张浩倚着炕桌。周思来坐在炕头，一人一杯热水暖着手。张浩打从头细细地说起经过。
1933年初，张浩奉命第二次去苏联。为了安全，他只能舍近求远，乘海轮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2月下旬到达德国首都柏林。
这里，法西斯头子希待勒已经上台，正在取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疯狂迫害犹太人。 希特勒叫喊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德国连根拔掉”，为达到目的，2月27日精心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张浩为了了解情况，由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王烦南陪同特地到出事现场，看到被烧毁的国会大厦还在冒烟。希特勒将“国会纵火案”的罪名转嫁到共产党人身上。于3月9日逮捕了共产国际著名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把德国推人了白色恐怖之中。
1934年2月27日，受尽法西斯迫害的季米特洛夫经过艰苦斗争，终获无罪释放。他回到莫斯科，担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在他主持下，共产国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承认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纷繁复杂，开始改变过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出了今后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的重要决定，强调各国党要从本国的特点出发，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共产国际只“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提出要纠正“机械地模仿、简单地抄袭”苏共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季米特洛夫深知法西期主义的崛起是人类之大敌，因而提出共产国际当务之急是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此为指导思想积极着手筹备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时，德意日势力在东西方已先后崛起，世界面临着法西斯的进攻。夜西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取得政权，正向外扩张。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之后，1935年又继续南进，大肆向华北入侵，扶持汉奸酝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陷入危机。而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予抵抗反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沉重的危机。
消息传到莫斯科，在那里的共产党人忧心如焚。中共代表困成员、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吴玉章，急电王明，共商对策。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初稿，经代表团的了天反复讨论修改，于1935年7月14日在代表团的会议上一致通过。 随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受到赞许。8月1日， 中国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这个宣言。宣言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刊登，很快就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传播开来。
“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救国的任务。”张浩晃了晃手中已经整成文字的《八一宣言》 ， 连看都不看，全文一字不差地说下去，“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干钩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全国同胞要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丽战！无论各党各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伍何意见上或利害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阎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 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抑杨顿挫地在窑洞里回荡着。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赞同地点点头。前一时期因为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所以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这是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听到。显然，他对这个文件颇有兴趣。
张浩说完文件内容，解释道：“我们当时起草时是想表达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还第一次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以及国防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十大纲领。我们在国外，不太清楚国内情况，恐怕是隔靴搔痒，具体条款，也可以商量修改……”
“对《八一宣言》，共产国际反应怎样？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发表什么意见了吗？”毛泽东问。
“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批判了关门主义，正式确定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建文起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我们拥护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议：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张浩讲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快捷流利，季米特洛夫报告那么长的题目，也不曾打一点磕巴。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我像小学生背书吧？别见笑，这一阵子我连做梦也在背这些内容，就怕忘记，就怕记错！”
是啊， 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任务啊！从1934中6月起，中共中央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张浩回国。就是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委托，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他途经蒙古回国，要经过茫茫沙漠，穿越层层封锁，因此，一份文件、一封介绍信都不能带，只能把一切装进大脑。
“育英同志，你真是为党立了一大功！”毛泽东伸出大拇指，“你来得及时。大敌当前，统一战线确实是个宝，关门主义要不得，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政策的转变太及时了。等中央开会，你好好讲一讲。你是亲眼目睹法西斯罪行，你讲的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夜，毛泽东窑洞的油灯通宵达旦。宁静的夜空里，不时响起三个人爽朗的笑声。
12月17日，陕北瓦窑堡，张闻天居住的窑洞里生起炭火盆，活泼跳跃的火苗，迅速把屋里冷硬的空气软化，变得暖融融的。炕上、桌边，坐满了说说笑笑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会议在讨论军事战略等问题时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见，但一讨论到政治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问题时，便发生了争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大家还记得福建事变吧？”毛泽东由此提起话头，“时机那么好，却被我们错过了，为什么？”
福建事变是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蔡廷锴、 陈铭枢、 蒋光鼐联合李济深发动的。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 坚持月余。却受到蒋介石的申斥，被调到福建“剿共”。他们不愿打内战。秘密派遣在欧洲同周恩来相熟的陈公培到苏区联系。1933年10月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从而解除了红军的侧翼之忧。11月，他们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与蒋介石公开决裂。蒋介石闻讯后，马上抽调进攻红军的部队人闽。周恩来向博古、李德等建议红军三、五军团侧击入闽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中央认为李济深、蔡廷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斗争属于军阀内部的斗争，不应援助他们。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中央才派了三军团侧击人阂蒋军，可是为时已晚，仅抓住蒋军一个尾巴。很快，十九路军失败，蒋介石腾出手来全力“围剿”红军，中央苏区局势越来越恶劣，不得不长征……
“为什么错过时机呢？”当人们沉浸在对两年前福建事变的回忆中时，毛泽东高声说道，“因为有人认为哪有猫不吃油的，哪有军阀不反革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向他吐一口唾沫，骂他一声反革命。因此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以致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的浪费弹药。”
毛泽东的一席话。像刀子一样划在博古的伤疤上。遵义会议以来，他多次听到各种批评，有时也能听得进去。但听到如此尖锐且带嘲讽的批评，却忍不住血往上涌。他压住火气。尽量不紧不慢地说：“听了国际的意见和《八一宣言》，我已经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确实，在中国，只有动员千千万万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阶级的范围，他们剥削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怎么能够从大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呢？怎么能够参加统一战线呢？是的，中央苏区失败，牺牲那么多同志，我是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也要好好检讨。但如果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因为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引起的，我不能同意。斯大林同志早就说过，在一切敌人中，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嘛！”
搏古话音刚落，毛泽东又亮开他的湖南乡音，犹如针尖对麦芒地说：“难道我主张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的不忠、对祖先的不孝吗？”说到这儿，他拿眼睛瞟一下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博古，语含讥讽，“人中间有3岁小孩子，3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国家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大事的道理。”
博古有些坐不住了，脸色憋得通红。毛泽东不管博古的表情，只顾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当斗争是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多得很。 远的不说。 不久前胡汉民和两广军阀也打出“收复失地’、‘抗日剿共’并立旗号同蒋介石对应。你们看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人民鄙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而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干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队伍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刚一停下，又觉意犹未尽，接着说，“关门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话说到这个份上，博古纵然不服，也不便争吵下去，只见他向后一仰，躺在炕上不吭气了。其他人有的吃惊，有的沉思，都不再做声，会场气氛有些不自然。
“我讲几句，”周恩来打破沉默，发言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非常及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十分必要。现在我们到了陕北，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抓住历史转折的好时机，发展红军，走上抗日第一线。现在的政治形势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红军、游击队要成为反帝的宣传者、组织者，红军在民族战场上出现就可以吸收学生和白军。做白军的工作，特别做东北军的工作、应提到新的高度。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溢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
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北平，做华北局的书记，在白区发展党组织；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全权负责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正在这时，传来张国焘在率部南进途中另立“中央”的消息。毛泽东、洛甫、周恩来除去电严词驳斥外，还商请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奉劝张园焘立即取消伪中央，有关他与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样一来，张国焘的部下纷纷转变态度，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毛泽东环视四周，舒缓地吐出一口烟雾，吟诵一句：
山重水复疑元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