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12月9日， 蒋介石亲自下了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 明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次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找蒋介石，说：“委座，共匪难驯，此令没见不遵令开拔如何处置，职以为有就此先下达命令之必要。”徐永昌为何如此？他被蒋介石的犹豫搞害怕了，如不逼蒋先下命令，到时新四军不走，他也无法下手；再说做这种兄弟相煎之事，日后保不准会有翻案的一天，还是让最高统帅留下白纸黑字为上策。
于是，蒋介石再写一手令：“新四军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先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并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限期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接到蒋介石密令后，立即做了两件事：第一，令李品仙集团军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二，派人向日军泄露了新四军上报的北移线路。
12月18日，毛泽东感到形势严峻，致电叶廷、项英：“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宇，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两天后又电叶、项：“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刘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三天后，蒋介石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
12月25日是圣诞节，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的四周年。这一天，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有些伤感地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
日后周恩来这样写道：“他开口就是什么患难之交，我一看就知是在灌迷魂汤，迷魂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我说，四年前也是为了不打内战。”
蒋介石似乎动了真情：“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周恩来说：“校长苦衷，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你的部下，在哪里打日本人不是一样吗？既然校长是叙旧，我就说说心中的迷惑，你为什么非要让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到黄河以北呢？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行。可是，他们北面有长江，还有日本人。”
蒋介石挥挥手：“不要怕日本人嘛。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如果都和我讨价还价，有令不遵，我这个统帅还怎么当？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周恩来刚要解释，蒋介石又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的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
最后，蒋介石说：“恩来呀，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患难朋友。让我们为和平与友谊干杯！
第二天，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并且一针见血地写道：“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
周恩来确实是把蒋介石看透了，这确实是蒋施放的烟幕弹。实际上，国民党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已分别开到指定地点，构筑碉堡工事，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
面对严重局面，项英对主力部队如何移动仍然犹豫不决，多次向中央请示，一再延宕北移方针的实施。
12月26日，毛泽东忘了自己的47岁生日，吃江青做的长寿面也毫无滋味，吃了半碗就放下，生气地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拟写一电：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放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景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作为老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曾有过不俗的表现，作出过重要贡献，而这时却变得如此优柔寡断，毫无定见，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毛泽东的这份电报，透出悲愤，也透出焦虑。
第二天，焦虑万分的毛泽东一面电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蒋命令李品仙给北渡新四军让出一条生路；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高抬贵手，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然而，这时国民党的战网已经张开，形势已难逆转，谁也回天无力了。
1941年1月1日，毛泽东终于收到了项英下了最后决心后的电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隔了一天，毛泽东、朱德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晚， 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 主力部队6个团共9000余人， 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壮歌声中，冒雨由云岭启程北移。他们怎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血雨腥风。
6日， 蒋介石正式发出讨伐电令：“查朱、叶各部，尚未烙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决强制执行之。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
顾祝同接电后，马上命令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整饬法犯，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上官云相指挥了个师8万余人包围了新四军。双方兵力悬殊，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1月9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0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毛泽东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又电告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击破反共军队十分之七靠宣传。”要求他们立即向围攻他们的部队发起公开的宣传攻势。
12日，毛泽东等经刘、陈电示叶、饶：“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为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然而，谈判、交涉都已无济于事。13日，中共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立即改变了策略。中共中央以朱、彭、时、项名义发表抗议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
毛泽东决定以攻为守，用枪弹说话了。不过，皖南局势已非，无可挽回。新四军在浴血奋战了天了夜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叶挺去国民党一０八师谈判被扣押，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9000余人只有1000人突围，大部牺牲或被俘。一场大悲剧，就这样铸成了。
1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1月17日，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命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晚，周恩来闻讯，立即驱车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提出强烈抗议。又打电话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时的毛泽东反倒冷静下来。他接受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1月20日， 中共中央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会议决定：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组织上拟撤退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为加强军委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 整编全军为7个师和7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是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 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优，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1月25日， 周恩来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然而他又不能不正视中共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的谈话立刻引起了重大反响。
国民党和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撤销“剿共”部署；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等仗义执言，指责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 国事才能解决。 ”张治中则给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尤其皖南事件，我认为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
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他们担心此举削弱了抗日的力量，日本法西斯的火焰将四处蔓延。美国罗斯福总统派行政助理居里访华，转交致蒋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在万里外的我们看来，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这些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处。我们希望双方消灭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1月25日，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了蒋介石，指出：“中国打内战就意味着灭亡。”同日，苏联使馆武官崔可夫拜会了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表示中国如内战扩大将有害于世界反侵略战争，暗示如果继续内战苏联方面很可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皖南事变或许算得上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一个胜利，因为做得干净利落。但是，他并没有得意几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人对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也不满意。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公开宣称：“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的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直接破坏帝国利益，这是不能容忍的。”更有甚者， 日本军队没有因为他发动“剿共”战争而停止进攻。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万人包围在乎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1月27日，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不得不表示：“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防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对于皖南事变的消息，蒋介石原想严加封锁，以免传播于公众之中。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不准《新华日报》披露事件真相。
1月18日， 因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被扣下，该报开了一个“天窗”。机智的周恩来文思敏捷，立即为“天窗”补上一首四言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还亲自到重庆街头叫卖这一天的报纸。
中共领导人，昔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今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西服革履当了“报童”！这件事本身就是大新闻。于是，皖南事变的消息在大后方不腔而走。
事情再一次与蒋介石的意愿相违背。越想捂住、盖住的东西，越有人热衷于打听和传播，越有人为之绘形绘色，最后落得个失信于民，再说真话也没人听了。
这时连直接指挥残杀新四军的上官云相，也觉得有点理亏了。事变之后，蒋介石奖给他5万元法币。 当时上校的月薪是120元，5万元这个数目很可观了。但是，他总觉得这事不那么光彩，所以极少炫耀。后来国民党军事当局召开参谋长会议，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在准备材料时，曾想把皖南事变的“战功”作为汇报内容。上官云相立即否定，对参谋长说：“不要列入，不要在会上报告！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上桌子面的事，哪能列入报告呢！”
这也可以算作蒋介石在中共的强劲攻势面前，在政治上已陷于困境的一个注脚。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这一关，就好办了。”
于是，双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皖南事变前，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仍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 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如何的温度表。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减轻来自国内外的责难与议论，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共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
2月10日， 周恩来在重庆玉皇观与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黄炎培、邹稻奋、章伯钩、张申府、张君劢、左舜生等商谈出席参政会问题。周恩来说明中共不参加的方针。沈钩儒等表示谅解，并建议中共以十二条作为出席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周恩来认为可取，当即电告延安。毛泽东回电，决定采纳这一妙计，利于参政会发起新的政治攻势。
2月18日，周恩来怀揣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去见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
周恩来把公函一交，旋即回了曾家岩。王世杰一看，毛泽东等了名参政员在公函中声明：中共所提十二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决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王世杰顿时乱了方寸，立即去找张冲。
“淮南兄，弄不好要出大事，中共的态度分明是要决裂。罗斯福的态度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他们不出席，这可如何是好？”
张冲也觉事态严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来。
“周公！”张冲开门见山央求道，“此函送不得哟。还有回旋余地，请你暂行收回此函，给我两天时间，让钧座约你谈一次可好？”周恩来早料到张冲会来，冷笑道：“十余天里，政治压迫之严重而且连续不断，你们已无理之极，我们此次不参加会，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劝道：“校长是吃软不吃硬的一个人，这样下去，恐怕要翻脸了。”
“翻脸？”周恩来大笑起来，“脸已经翻了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见蒋能得到什么结果？不过再重复一次撤过黄河那一套。”
张冲悻悻然，只好带公函回去另作打算。
会期一天天逼近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2月25日，天刚亮，张冲就急匆匆再次来到曾家岩。这次会谈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张冲再三请求中共撤回了参政员公函，周思来却丝毫没有松劲。张冲动感情了：“周公，为国家计，我给你跪下都可以！”
周恩来怔了一会儿，叹口气道：“淮南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实没有再让步的可能了。淮南兄，抛却你我个人感情，为这事，莫说你下跪，就是你自缢，我也不能答应！”
张冲苦笑了：“难道此事不能见校长一决？”
“没用！”周恩来肯定地说，“目前见他毫无意义，什么结果也不会有。”
“不然！”张冲急忙说，“这两天，我走访了几位要员，据各方面的意见，可以有几项具体解决办法供你们研究。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及冀察政权照前议。参政会的事，改请董必武和嫂夫人二人出席。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先生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周恩来回答：“你提这些条件，我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但公函没必要收回，校长暂时也不用见。”
二人握手道别，一人去向毛泽东发电，一人去向蒋介石报告。
正是：
两党相争同使命，私交公干两分明。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