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2.07 红色密使频访杨虎城


毛泽东率红军抵达陕北后,目光关注着杨虎城这位西北军的首脑。毛泽东知道杨虎城曾有过红色历史,以及和中共密切交往,便在暗中和他联络。一位中共密使,怀揣毛泽东亲笔信,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陕北鄜县西部红军前线指挥部出发,潜入西安。此人名叫汪锋。据汪锋回忆,他那时正在瓦窑堡,忽地贾拓夫前来找他。贾拓夫那时化名关锋——三十年后关锋曾名噪中国,只不过那位“中央文革”的关锋,并非此关锋。贾拓夫这“关锋”在“文革”中挨斗,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含冤去世。贾拓夫是陕西神木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参加过长征。此时,他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他通知汪锋,马上赶往前线总指挥部——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汪锋星夜赶到那里,见到前线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才知是毛泽东找他。毛泽东在一个土窑洞里接见了汪锋,交给他一封致杨虎城的亲笔信,要他潜入西安,面呈杨虎城。

汪锋把毛泽东的信,缝入羊皮袄里出发了。他一路日夜兼程,在长武县附近被两个特务所注意,抓住他搜查,搜出了藏在羊皮袄中的信。幸亏那个人是“土特务”,见信是写给杨虎城的,吓了一跳。汪锋也就趁机说自己乃是西北军派往红军的特工,倒是把对方懵住了。后来,特务同意用卡车“押送”汪锋进西安,使汪锋一路上省了许多麻烦。到了西安,汪锋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杨虎城秘书。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时此际,毛泽东所提及的,尚是“反蒋抗日”、“抗日讨蒋”。杨虎城看罢,并未对毛泽东的信作出热烈的反应,只是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出面,招待汪锋住下,说是容他考虑一些时日。杨虎城为什么如此冷淡?其实,他读了毛泽东的信,是极度高兴的。但是,他不认识汪锋,生怕内中有诈——万一那封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而来者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事情就麻烦了。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杨虎城急派手下的陕西省政府秘书崔孟博去天津。杨虎城知道,崔孟博是中共地下党员,而那时南汉宸正在天津。杨虎城要崔孟博向南汉宸了解,来人汪锋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由毛泽东所派。崔孟博抵达天津时,不巧,南汉宸外出,未遇。崔孟博于是前往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接待了他。王世英,字子杰,山西洪洞县人,刚过而立之年。他虽年轻,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一年,他作为中共特派员潜伏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派出多名中共党员打入蒋介石的特务部门复后社。翌年,当新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时,他又派了七八个中共党员打入。后来他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才匆匆离开南京,转往上海,又转往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知道事关重大,王世英亲自随崔孟博前来西安。

崔孟博一到西安,马上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是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位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巧妙地安排了杨虎城和王世英见面:他先把王世英带到西安九府街杨虎城的别墅止园,让王世英坐在客厅东面的一间小屋里,然后把门反锁,带走钥匙,交给了杨虎城。中午时分,杨虎城说是要到止园午睡。待警卫们离开客厅之后,他悄然打开小屋的锁,入内与王世英进行低声密谈……就这样,杨虎城不仅与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从王世英那里得到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

杨虎城脸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他终于决定亲自会晤汪锋。他跟汪锋热烈地进行了交谈。汪锋在西安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杨虎城进行了三次会谈。此后,毛泽东又频频派出密使,进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一九三六年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写亲笔函致杨虎城,交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杨虎城。二十六岁的张文彬,湖南平江人。他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一九四四年死于国民党狱中,时年不过三十四岁,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曾任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