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4.03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外边对于本杂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陈独秀说及了胡适:“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枝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掀起一阵狂澜。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胡适代替陈独秀编的《每周评论》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

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到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引者注: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鹦、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一九二○年九月一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写的《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