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5.04 陈潭秋 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董老忆潭秋》,《楚晖》第一期,六至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十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举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兄弟姐妹十个,他排行第七。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十六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二十岁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介绍他和董必武认识的倪则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而倪则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去的上海,那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一九二○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也同与李汉俊谈过,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陈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乡——湖北黄冈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鲍怀琛,用过笔名栖梧老人、亦愚。包惠僧又是陈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班。他在一九一七年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爱好活动的他,索性摆脱了课堂的束缚,去当自由自在的新闻记者。他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他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北京,使他开了眼界,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引者注: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

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包惠僧回忆录》,三六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他是湖北鄂城县人氏。他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九二○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刘伯垂参加了共产党。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原是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相处,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李汉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讲解过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了武汉。他们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就不得不离开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