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6.09 “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还是“七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