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2.06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王佐跟袁文才同庚,也是二十九岁,身材不高,白净面孔。他是井冈山附近遂川下七村人,裁缝出身。王佐识字不多,武艺不错。据云,他骑在马上,一枪射去,可击中野鸡。有一回,他突然遭围,操起一根竹竿一撑,跃身上了屋背,一个跟斗翻了过去,便不见踪影。他曾跟一位拳师王冬文学过几年武功,所以论武艺有两下。

一九二○年,湖南军阀部队里的一个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二十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这个连长名叫朱孔阳,广东人,他的耳朵不好,得了个绰号“朱聋子”。朱聋子在井冈山上“吊羊”,弄到了钱,买了一批布,给手下的弟兄做新衣,请来了裁缝王佐。王佐上了山,见朱聋子他们“吊羊”,日子过得舒畅,有点眼热。朱聋子呢,见王佐机警聪明,又有武艺,有意招他入伙。最初,朱聋子要王佐当“水客”。所谓“水客”,也就是侦探。因为朱聋子是外地人,人头不熟,不知“羊”在何方,需要“水客”报告线索。

当过一阵“水客”后,王佐也就正式落草。王佐出自贫寒之家,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所以他落草之后,“打富不打贫”,而朱聋子有时欺侮穷人。

王佐对朱聋子日渐不满,终于自立门户,另聚山头。王佐的队伍在“打富不打贫”的口号之下,慢慢兴旺起来,成了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比王佐活跃。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种种社会活动。王佐不然,蹲在井冈山上守老窝,不轻易下山。毛泽东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山上。王佐头一回听说“中国工农革命军”,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难怪,“中国工农革命军”打出这旗号,也不过个把月。毛泽东不急于上山。他要做通“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把兄弟”袁文才派人上山,诉说了毛泽东的队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跟他们“劫富济贫”是走在一起的。又听说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百零八枝枪,王佐颇为震惊,因为他在井冈山上那么多年,也只弄到六十来枝枪,何况这些枪好多是土枪。他手下的兵,两个人摊不到一枝枪。毛泽东既然把那么多的枪给了袁文才,这已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会“吃”掉他们。这样,十月二十四日,当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一个穿长袍、戴礼帽、个子不高、自称朱持柳的人便前来拜谒。原来,此人是王佐派来的代表,特意专程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在荆竹山村的大道旁集合队伍,向战士们介绍了王佐派来的代表朱持柳,并宣布马上随他上山。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山以后要搞好和山上群众的关系,搞好和王佐部队的关系,特地制定了“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今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最初便是这么来的。

在朱持柳的带领下,毛泽东部队上山。山道如羊肠,在密林中穿越。渐渐,山势越发陡峭。这井冈山,果真是个据险易守的所在。王佐和毛泽东约定在双马石见面。所谓双马石,是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在一起,成为井冈山奇景之一。双马石乃井冈山五大哨口中的一个。那里格外陡峭,山林茂密,王佐已在那里布好队伍,以防不测。

毛泽东似乎早已料中王佐的心思,未到双马石,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他只带随从数人前往双马石,跟王佐会面。

王佐见毛泽东“单刀赴会”,也就放下心来,下了哨口,跟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极善言辞,向王佐说明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经毛泽东这么一番宣传,王佐心中明白了许多。毛泽东说:“我们打土豪,跟你们‘吊羊’是一致的,都是要跟土豪作对。你们是我们的战友。你们需要枪,我们给!”毛泽东这句话,正中王佐下怀。

毛泽东问:“你们需要多少枪?”

王佐不敢答,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毛泽东不答应。

毛泽东很爽快:“给你们七十枝枪,够不够?”

七十枝枪!这数字大大出乎王佐的意料之外。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走,我带你们上山!”于是,毛泽东部队在给了王佐七十枝枪(据云,王佐部队多拿了好几枝枪)之后,顺利地通过双马石哨口,上了井冈山,当天便在大井住下。

王佐也很讲义气,一下子给了毛泽东部队五万斤谷(即五百担),使毛泽东部队有了军粮。

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部队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从此,毛泽东在军阀各霸一方的中国,找到了一块可以立稳脚跟的地方,虽说这地方是在大山深处,却使毛泽东部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王佐见到毛泽东部队纪律严明,十分欢欣。不过,他却一直怀着戒心,因为毛泽东部队远比他的部队强大,随时可以“吃”掉他。

毛泽东知道王佐的心理,让王佐部队保持他的独立性,从未有“吞并”之意。毛泽东非常看重搞好和王佐的关系,因为只有稳住这位“山大王”,毛泽东的部队才能在井冈山有稳固的根基。毛泽东在山上安顿好后,十一月上旬便下山去了。在他看来,光是有了井冈山还不行,要在井冈山四周扩大红色区域。山下军务正忙。十一月中旬,毛泽东部队攻取了茶陵县城,在那里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任主席。茶陵红色政权的建立,震动四方。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围攻茶陵,在激战中陈浩叛变——此人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毛泽东火速赶去,处决了陈浩……毛泽东人在山下,心在山上,他挂牵着王佐,生怕王佐有变。一旦王佐转向,后院起火,那就不堪设想。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把手下一员得力人物派往王佐部队,去做王佐的工作。此人便是“三何”之一的何长工。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语、俄语,见过大世面,能言善辩,头脑灵活。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委派他做重要的联络工作,犹如“外交部长”,尽管他在三湾改编时担任的职务是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他是长工出身。其实,他原名何坤,“何长工”这名字是毛泽东给他取的。那是“马日事变”之后,湖南军阀许克祥把何坤列入了“大暴徒”的名单,他不得不改名以求隐蔽。毛泽东为他起名“何长工”,是因为他当年曾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做过工,“长工”即“长”辛店“工”人之意。毛泽东说:“为革命打‘长工’嘛!”何长工原在卢德铭的警卫团当团参谋。卢德铭在修水宣布起义时,那“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便是何长工设计的——在一块红布上,缝了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毛泽东的词《西江月·秋收起义》那句“旗号镰刀斧头”,便是这么来的。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派何长工秘密前往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的情况。接着,何长工又奉命前去寻觅南昌起义后的朱德部队,取得联系。当他风尘仆仆来到江西遂川县城天主堂,见到毛泽东,立即接到新的使命,前往王佐部队,担任党代表。王佐见了何长工,知道是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也就以礼相待,设宴为他接风。

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处处设防,王佐生怕党代表夺了他的权。

何长工在王佐那里细细察访,得知王佐心上压着一块石头,那就是尹道一。

尹道一何许人?原来,王佐在井冈山上当“山大王”时,东、南、西、北有四股地主武装跟他作对,东为尹道一,南为萧家璧,西为贾少提,北为萧跟光,号称“四大屠夫”。在这“四大屠夫”之中,为首的是尹道一。此人是井冈山七县民团总指挥,王佐的夙敌。王佐跟尹道一打了多年,屡遭败北,连他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何长工知道,倘若帮助王佐拔掉尹道一这眼中钉,王佐对共产党就会心悦诚服。于是,他跟王佐提起消灭尹道一之事,王佐大喜。

王佐跟尹道一是老对手,交战多次,知道尹道一的脾气:一旦王佐败退,尹道一就会穷追不舍。因为在尹道一看来,王佐部队不过几十条破枪而已,不在话下。

何长工心中暗喜,对付这样的敌人,用伏击法,效果最妙。他选中了旗锣坳这地方作为伏击点。旗锣坳是罗霄山后山的山坳,地势险峻,是一个天然的“口袋”,打伏击战的好地方。何长工交给王佐的任务是,前去诱战尹道一,只要尹道一追来,掉头就走。只要把尹道一的部队引入旗锣坳,便完成任务。其余的事,都不必劳驾王佐。这样的任务,轻轻松松。王佐一口答应下来。拂晓时分,王佐带领他的队伍突袭尹道一。天刚亮,王佐扭头便撤。尹道一不知是计,穷追而来,进入了旗锣坳那“口袋”。

中国工农革命军早已守候在那里。在一阵排枪射击之后,尹道一的兵纷纷倒下。何长工带领部队冲过去,活捉了尹道一,割下他的脑袋送给王佐。王佐见了尹道一的脑袋,连打几个耳光,方才解气。从此,王佐跟党代表何长工心贴心,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加入毛泽东的队伍。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正团长为袁文才,副团长为王佐,何长工为团的党代表。后来,王佐还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袁、王,体现了他很高的策略和才智。这么一来,他在井冈山的根基稳固了,兵力也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