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3.04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刚刚官复原职,马上修书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引者注: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此信是抄件,引号内的地点空缺。。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信中提及的“布报”,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十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拨几枝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 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竟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初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加入了红四军,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教育,他们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的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干”,“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中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由他起草的决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历数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一)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二)关于极端民主化;(三)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关于绝对平均主义;(五)关于主观主义;(六)关于个人主义;(七)关于流寇思想;(八)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这一次改选前敌委员会委员,选出正式委员十一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选候补委员三人,即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内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为由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即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和罗荣桓。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时的红四军,已有四个纵队。第四纵队便是邓子恢、张鼎丞那支闽西部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