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4.14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在“洋房子先生”们的领导下,批判“罗明路线”、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声波,震撼着闽赣两省红区。随着批判的“深入”,打击面不断在扩大着。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抵制批判“罗明路线”,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撤除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因同样的原因,遭到撤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省委常委郭滴人、团省委书记陈荣,也遭批判,受到打击。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责为“右倾”。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斗争》发表张闻天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批判了何叔衡。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及红区各县委的许多干部都受到批判。除了“会寻安”、“永吉泰”受到《斗争》、《红色中华》点名批判,在这两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被点名的还有“宜(黄)乐(娄)崇(仁)”、“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以及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数以百计。“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此人人过关,造成人人自危。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决议》还规定:“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有两篇批判邓小平、火力颇猛的文章,作者署名“罗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那两篇文章是《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李维汉曾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在一九二七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曾一度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后来,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苏联去学习。他在一九三二年底回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才到达中央苏区。起初,他连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毛泽东都不知道。所以初来乍到的他,被什么“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弄得稀里糊涂。张闻天带他去“会寻安”,他也一时闹不明白。李维汉后来这样回忆往事: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即工作队)员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三十岁。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底,在进军定边途中,谢维俊在作战中阵亡,终年二十八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一九三七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