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6.02 “鸽子飞了!”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十月七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全文如下:

幼敏、宗盛两先生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与贵代表在寻乌先行协商一切,希接洽为盼。

专此顺颂。

大安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谈判在这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三天三夜。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二十二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一九二五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一九三四年五月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

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十月十日。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十月十五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十月十八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十月二十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二十一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