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明眼人都看出来，蒯大富等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王光美是为了批刘少奇。他们想王光美是一个妇道人家，这么大的批斗会一定会把她吓瘫，到那时还不是问什么，她答什么，可以弄到刘少奇的许多材料。蒯大富可真是看轻了王光美。批斗会上，王光美面对三十万人，神色自若，舌枪唇剑，或答或辩，滴水不露，弄得批斗会开不下去了。蒯大富一看急了，亲自上来批斗她，喝道："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王光美反驳说："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蒯大富又喝问道："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王光美冷冷地回答说："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王光美的回答又使蒯大富张口结舌。其实，蒯大富也是个极有心计、反应灵敏的学生。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蒯大富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文革之前，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文革一起，又成为清华的头号人物，没有两下子是爬不上这个地位的。那么为什么他说不过王光美呢？王光美的每次回答总是那么无懈可击呢？蒯大富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阴谋，那些事只能在背后说，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而王光美的回答则完全是根据事实，这些事实大家也都知道，以致于无法批驳她。
清华大学批斗会一完，很多人不禁佩服王光美的大智大勇，坚贞不屈。过去他们只认识穿着旗袍的王光美，现在他们才知道了王光美的厉害，红卫兵小报把批斗会上的问答都报道了出去，社会上的人们也都为王光美的答辩叫好。
批斗王光美没有捞到便宜，造反派又加紧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刘少奇、王光美，他们的家被抄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把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别人，准备被捕。很快，一队武装士兵来了，把刘少奇拘禁在前院，把王光美拘禁在后院。接着，又一队工人走来，在前院和后院之间砌起一道高墙，刘少奇真正成了一个囚犯，监狱就是他的家。
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开始批判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的，以后又重印几次，全国党员几乎是人手一本。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写了题为《〈修养〉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文章的清样后，立即召集中央常委会议进行讨论。其实，这时的中央常委会已名不符实。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等常委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就是陈毅、叶剑英等那些老帅也一概被排除。自大闹怀仁堂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取消，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因此，这时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会。文章是中央文革组织的，讨论者又主要是中央文革，自然很快就通过了。
文章通过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走了。周恩来被留下来，毛泽东要和他商量"五·一"节谁上天安门的问题。这件事周恩来已有准备，他掏出一个名单递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地看起来。
排名单，在这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五·一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报纸是要报道的。谁在名单中有份，那自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或者是毛主席认可的人，红卫兵就不能随便动他。所以毛主席很重视这个名单。
周恩来自然也明白这个名单的厉害，排名单时费了很大的劲，下了很大的决心把一些人列了进去。
毛泽东仔细地看着名单。周恩来有些担心，生怕毛泽东把那几位老同志的名字勾掉。不料，毛泽东看到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的名字时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很满意地点点头，在名单上面画个圈，表示同意。
从丰泽园回来，周恩来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这些老帅登天安门城楼。这些天来，老帅们连连被批斗，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虽未被揪被打，但也是身心憔悴。五一节被批准登天安门，他们感到极大的欣慰。这一段时期，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的王震等几位将军，也纷纷去电话向他们祝贺。
周恩来安排好了老同志登天安门城楼的事，又打电话请傅崇碧来，商量转移老干部的事。傅崇碧闻风而动，周恩来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傅崇碧就过来了。周恩来问了一下特监的情况，傅崇碧如实作答。周恩来知道现在能使这些特犯们有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地方休息就很不错了，为这傅崇碧还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呢。周恩来表扬了傅崇碧几句，问他："现在贺老总发烧，301医院又不好去住，你看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傅崇碧说："五棵松那里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我看能行。"周恩来说："好，你亲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贺龙住进五棵松医院后，经过治疗，很快退了烧。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江青耳朵里。文革开始以来，江青想整的很多人都叫周恩来给保起来了，住进了部队营房。红卫兵虽可揪斗，但由部队监视着，不能乱来。江青恨透了傅崇碧，但他是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江青明白，要把这些老干部整死，就得把周恩来搞倒。同时她也知道，周恩来是她夺取党和国家核心权力的最大障碍，她要当女皇，也必须坚决除掉周恩来。为了实现政治野心，她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对她的照拂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但是，要打倒周恩来谈何容易，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支点，失去了这个支点，权力制约系统就要失去平衡，就将发生可怕的事件，毛泽东是决不会答应的。要打倒周恩来，就必须找到一块坚硬的石头才行。
五·一节刚过，江青一伙又操纵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攻击陈毅等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江青苦于找不到过硬的、一下子可以打倒周恩来的材料。突然，5月12日，秘书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要她亲启。江青最近经常收到这样的材料，她漫不经心地打开信，看了一眼信和材料，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认真阅读起来。
信是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写来的。1966年年底以来，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个被整垮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一头钻进天津和全国的图书馆，找出了蒙着灰尘的建国前的旧报纸翻检起来。他们翻检什么呢？原来南开大学建校较早，文、理并重。学生们来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懂得了从报纸上搜集研究资料，由此也知道三十年代的旧报纸上有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处决的报道。他们这时想起来，报纸上也有可能有一些叛变的共产党员的自首书，只要把他们揪出来，不就是一大功吗？
南开学生很快就在报纸上发现了刘澜涛等61人在抗战初期出狱的报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重大秘密。其实，刘澜涛等人出狱是中共中央集体研究后营救出狱的，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都参与决策，毛泽东也没有反对，这是有文件可查的。但是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闭着眼说瞎话，把刘澜涛等人打成叛徒集团，当众表扬了南开学生几句。这些学生更得意了，到处钻图书馆、档案馆，大揪叛徒。一时间，叛徒集团到处都是，极大地损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无数在狱中或白区坚贞不屈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
现在，南开学生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在上海《申报》、《时报》等旧报纸上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就是周恩来在觉悟社时抽号定下的化名，当时周恩来就在南开大学读书。南开出了个周恩来，南开人都引以为荣，伍豪之名，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这些学生发现这则启事后，以为又捞到可以往上爬的政治资本了，他们立即把伍豪等启事抄下来，并写了一封揭发信送给江青。
江青接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亲手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
"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信写完后，她把抄件夹在信里，让人送给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信发走后，江青高兴得睡不着觉，想着此事办好后，要好好夸奖一番南开的这伙人。林彪在党内的资历较浅，另外，他掂来掂去，觉得从各方面考虑，不能让江青爬得太快，所以对江青的信不哼不哈。康生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经过的，当时，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临时中央特科工作。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康生两次对这个事件作过说明，指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可是，现在他却默不作声了。他有他的想法，他不愿开罪江青，再说，如果真能搞倒周恩来，他也说不定还能捞到些好处，他要再看看。周恩来看到江青的信后，怒火中烧，知道这是江青给自己的通牒，但他这时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和四川问题，无暇写信驳斥江青。四川和武汉的驻军自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以来，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觉得支持大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稳定社会秩序是部队三支两军的主要任务，但中央文革小组却偏要他们去支持少数打砸抢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打砸群众，而且冲击军营，抢劫武器，战士多人被打伤。四川驻军忍无可忍，在宜宾地区实行反击。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向毛泽东告状说成都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成都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出动部队镇压群众，制造了所谓的宜宾惨案。廖汉生、李井泉被撤销一切职务，调来北京。周恩来被授以处理善后之责，日夜找部队和群众组织的人谈话，稳定四川形势。这期间，内蒙军区的战士又来京请愿，周恩来又多次接见他们，讲清形势，处理问题，一直忙到5月18日才算忙出个头绪来。于是在秘书的帮助下，他开始反击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略知一二，但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他是1931年底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伍豪启事则是1932年2月，其时他已经在苏区工作两个多月了。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上海报纸上刊出"伍豪启事"以后党中央采取的反击措施。
那是1932年2月底，上海地下党通过交通员给瑞金的苏区中央局送来了上海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等报纸，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人打开报纸一看，原来上面刊登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大家不禁被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卑鄙的造谣手段激怒了，周恩来早就到中央苏区来了嘛，什么时候又跑出一个伍豪来了呢？毛泽东等同志商议后，决心进行反击。1932年2月，苏区中央局决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在苏区中央局反击的同时，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也通过交通得知还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陈云同志也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亲自组织反击。临时中央特科这时已查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中统"）驻沪调查员黄凯和"中统"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到申报馆送登。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了启事后说："启事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二人脱党，但启事上只有伍豪一个名字，启事显然有漏洞，不能刊登。"启事遂被压下。但2月17日，《时报》却首先登出来了，《新闻报》也登出来了，这两家报纸当时经费紧张，正缺钱用，刊登这则启事，收到大额广告费。
本来，申报馆不愿意刊登启事，完全是报馆自己的事，申报馆不想挣这笔广告费。但国民党当局不干，派出上海新闻检查处官员督促刊登。申报馆无奈，只好刊登了"伍豪等脱党启事"，《时事新报》也接连刊登。
在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下，陈云派人去申报馆交涉，要求刊登"伍豪启事"，实际上这则启事是陈云派人代写的。申报馆老板史量才和总顾问陶行知自然知道"伍豪脱党启事"和"伍豪启事"的背景，他们商量了一会，采取了个妥善的办法，以广告处的名义在报纸广告栏上发表启事。启事称："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则启事登出后，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陈云又请申报馆法律顾问法国律师巴和刊登声明，说明真相。经许以重金，巴和律师即以周恩来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3月4日的《申报》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内称："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字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里，一面翻阅着报纸，一面编写"伍豪脱离共党启事"出现的前前后后的大事记。顿时，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特科反击顾顺章叛变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浮现在眼前，这场斗争和"伍豪脱离共党启事"有直接关系。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得到打入"中统"内部、任"中统"头子徐思曾的秘书钱壮飞的紧急报告，连夜转移了全部有关机关，切断了顾顺章熟知的一切联络渠道。这时周恩来、康生（当时叫赵容）得到情报，得知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准备向敌人告密，已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这太危险了，因为他们掌握和了解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和康生商量后决定组织特科消灭这些凶险的敌人。1932年5月，特科秘密处决顾顺章家属共16人。此年11月，参加特科这次处决行动的号为"老先生"的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这次处决行动和埋尸地点。国民党遂下令挖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济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挖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16人。上海各报对于这样的重大新闻自然是非常重视，不但详细报道，还配发了照片，顾顺章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破口大骂周恩来、赵容，悬赏大洋三千元，缉拿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想着，编写着，真是往事如烟，浩气长存。他编写好大事记后，又把报道这些事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和12月的报纸，《申报》1932年l月和2月的报纸分别装订成两本合订本，然后坐下来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周恩来五月十九日夜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案，毛泽东是清楚的，他觉得这是组织上早就澄清了的事，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嘛，所以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适逢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听到这件事后．来电询问，毛泽东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连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将军尚臣不明白三十年代初上海临时中央及特科面临的艰险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更不用说年轻一些的人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材料送到后．他立即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同时，毛泽东也感到江青指使一些学生查报纸，找材料，仅仅依据国民党报纸上的一些造谣污蔑，就把一些高级于部打成叛徒完全是胡闹，别有用心。他立即通知中央又革小组，起草规定，禁止学生诬陷高级于部。六月中旬，这个通知经毛泽东审阅后发了出去。
江青妄想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打击周恩来，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损伤周恩来的一根毫毛，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实际上等于把南开学生、也就是把江青批了一顿。江青坐F来，又仔细捉摸起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看还能不能再找个空隙下蛆。想着想着，她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红卫兵翻遍旧报查叛徒，就不会看到报纸上的那些报道她当年在上海滩丑行的新闻和照片么？扮演妓女，为蒋介石祝寿演出，还有那些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三十年代初期的蓝苹，虽然在上海滩上只是一个三流女演员，但却擅于弄出一个接一个的桃色事件，是上海小报播弄黄色新闻的热点女演员。还有那最要紧的，蓝苹被捕叛变，在报上刊登自首启事。江青心里明白，自己搞周恩来是无中生有，但自己叛变自首却是铁证如山。既然红卫兵能找材料整到周恩来头上，自然也会整到她江青的身上，怎么办呢？
正当江青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傅崇碧来到钓鱼台，求见江青。说起来，江青和傅崇碧还有过一段友谊呢。那是蓝苹刚到延安的时候，傅崇碧和她一起排练演出过文艺节目。然而在文化革命中，傅崇碧对她是能躲则躲，主席夫人啊，不好惹呢。江青见傅崇碧平时躲着她，今天突然主动上门来找，赶紧请进来，毕竟他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傅崇碧进来后，取出一包材料递给江青说："这是上海寄来的一包材料，我想还是由江青同志亲自处理吧。”
江青接过材料，抽出几份一看，有蓝苹为蒋介石祝寿演出的剧照，有江青的桃色新闻……江青脸色一沉，把材料拢回口袋，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由于造反有功，聂元梓已荣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他四人也都成为常委。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被江青叫来一起会见"五大领袖"。
人到齐后，江青阴冷地说："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突然，她圆睁怒眼，凶狠地说："今天，我把公安部长、卫戍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会场上一阵静默，江青盯着大家，厉声问道："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