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王》国事:开国元勋,助帝亲政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清宁宫猝死。关于他的死因,朝鲜史书披露说,他得的是“风眩症”,症状为肝郁不舒、易于发怒、血流上涌,导致头脑昏眩,引发中风症、高血压。从皇太极的死亡之速看,很可能是脑血栓引起的脑溢血。

皇太极突然驾崩,最高权力一下子出现真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皇室内部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与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皇太极领有的两黄旗大臣力主立豪格为帝,多尔衮与其同母弟阿济格、多铎拥有的两白旗则坚决拥戴多尔衮。双方发生尖锐对立,剑拔弩张。济尔哈朗一向为人谨慎,在继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同样不愿卷入太深。他先是赞同立豪格为帝的意见,继而看到两种势力势同水火,又转为调和的立场。争斗的最后结果是双方妥协,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登极,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福临即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1644)。他虽然君临天下,毕竟只是一个幼童,国家大事全委托给两位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此后的12年中,济尔哈朗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辅助多尔衮,处理朝政。福临即位时,济尔哈朗45岁,多尔衮32岁,济尔哈朗年长13岁,两人同为辅政王。济尔哈朗的排名本来在前,但论才智、经验、气魄、眼光,他都不如多尔衮,所以不久,济尔哈朗就不得不提出让贤,他谕令部院各官,以后有事先启知睿亲王,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头。从此,多尔衮排名在前。

济尔哈朗能力固然有限,但办起事来一向兢兢业业。担任辅政王后,他在盛京尽心辅佐幼帝,多尔衮则率领大军攻明,直捣北京。顺治元年九月,济尔哈朗护驾进入北京。福临首先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接着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

短短几个月间,清朝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一路势如破竹,他的威望也如日东升。历史的机遇,把多尔衮推向了前台,使他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英雄,清王朝无往不胜的象征。与此同时,济尔哈朗却在幕后做些日常性工作。一个在前台发号施令,一个在后台默默无闻,两个人在众人心目中的差距越拉越大了。

多尔衮为人专擅,权力欲极强,济尔哈朗却一事当前,首先考虑如何明哲保身。这种性情的差异,决定了济尔哈朗在处理与多尔衮的关系时,总是一味退让,甘居下风。顺治四年(1647),由济尔哈朗领衔,与其他王公联名上书多尔衮,称国家已经安定,享有升平,都是由于蒙受皇叔父摄政王的福泽,考虑到摄政王素有风疾,跪拜不便,请求在皇上面前免于跪拜。对于这样的请求,多尔衮竟也恬然受之。

济尔哈朗一再退让,不惜阿谀奉承,固然为了避免矛盾,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与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同时也助长了多尔衮的野心,促使他不断以合法方式加强自己的权力。多尔衮先是称叔父摄政王,接着称皇叔父摄政王,又称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专擅自恣,最后连皇帝的印玺也搬到自己的家中。

济尔哈朗虽一再隐忍退让,却没能维护住自己的权位。济尔哈朗请准多尔衮免于跪拜不久,多尔衮就唆使亲信大臣巩阿岱检举济尔哈朗,说济尔哈朗在福临即位后,曾向他表示:“皇子即帝位,顺理成章,只是担心有人篡夺帝位。”言外之意,这是在影射多尔衮。济尔哈朗因此获罪,罢辅政。次年,又有人揭发他在皇太极死后,曾迎合两黄旗,赞同立肃亲王豪格为君。为此,他的爵位从亲王降为郡王。后来,虽然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但他在朝中已威信扫地。接着,多尔衮将济尔哈朗彻底排除出权力中枢,委派他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与南明军队作战。济尔哈朗在湖南等地整整作战一年,顺治七年(1650)正月才凯旋回师。

第二件事,定罪多尔衮,还大政于帝。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只有39岁。多尔衮年纪轻轻,已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的早死,无疑给自己留下了许多遗憾,但对他的堂兄济尔哈朗来说,却是人生一次难得的转机。

在此前的7年里,济尔哈朗在多尔衮面前,唯唯诺诺,加倍小心,仍免不了受排斥受打击。一旦多尔衮撒手尘寰,他成为朝中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亲王。于是,他审时度势,联合诸王参劾多尔衮一党,将大权归于顺治帝。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

多尔衮摄政7年,重用亲信,诛除异己,在朝中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济尔哈朗清算其党羽,采取了循序渐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

首先,清算多尔衮的亲兄阿济格。阿济格一向恃功自傲,在朝中积怨甚多。他听到多尔衮死讯后,首先想到的是承袭摄政王位。他私下派人往召自己的儿子劳亲,让他多带兵前来。多尔衮灵车到京,福临亲迎,阿济格父子分左右坐在福临两旁的首座。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济尔哈朗等人早已暗中伏下甲兵,一举擒获了阿济格父子。接着,以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等罪名,将他削爵幽禁。阿济格争取摄政王不成,反而落得人财两空,身陷牢狱,性情越发狂暴。顺治八年(1651)十月,福临赐阿济格自尽。

其次,整肃多尔衮的亲信。拜音图、巩阿岱、锡翰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皇太极时,拜音图任镶黄旗固山额真,封贝勒,弟巩阿岱、锡翰封授辅国将军。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锡翰、拜音图随同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嗣君。巩阿岱和锡翰还是前往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当豪格即位失败,他们又与两黄旗图赖、索尼、谭泰、鳌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辅幼主(福临),六人如一体。”后来他们看到多尔衮权势日益强大,就将誓言置之脑后,卖身投靠新主。他们把当初拥立豪格的责任完全推给两黄旗大臣,乞求多尔衮宽恕。多尔衮为了分化两黄旗大臣,对巩阿岱等投附者也予以提拔重用。

巩阿岱、锡翰为了博得多尔衮欢心,不惜反咬故主,甚至主张将肃亲王豪格的儿子全部斩草除根。当多尔衮令两黄旗大臣商议如何抚养豪格幼子富绶时,巩阿岱竟冷酷地说:“这种苗裔,不全除灭,养他有什么用?”巩阿岱还曾出面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使其获罪降爵。在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巩阿岱左右逢源,背主卖友,一味钻营,得封固山贝子,官至吏部尚书。他在多尔衮面前,最受信任,也因此积怨甚深。一旦冰山倾颓,巩阿岱等人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先是利用巩阿岱兄弟反戈一击,将多尔衮定罪,继而清算了他们的老账。结果,巩阿岱、锡翰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条大罪伏诛;拜音图也受到牵连,被削爵、幽禁,黜去宗籍(废除宗室资格)。直到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才下令恢复巩阿岱后裔的宗籍。鸦片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云贵总督伊里布,就是巩阿岱的七世孙。

再次,争取理政三王。多尔衮主政,在打压济尔哈朗的同时,重用依附自己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三王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辈,多尔衮、济尔哈朗的侄辈。满达海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博洛是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儿子,尼堪是广略贝勒褚英的儿子。顺治七年,多尔衮任命三人为理政三王,协助自己处理朝政。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首先拉拢三王联名追论多尔衮的罪状,三王深知多尔衮一派大势已去,就顺水推舟,在伯父济尔哈朗主持下联名向福临举发多尔衮。

清算多尔衮一派,是济尔哈朗一生最大的贡献。此举结束了自皇太极逝世以来、长达数年之久的皇室内斗,还大权于皇帝,使清朝在入关之初、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实现了政治稳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件事,急流勇退,保持晚节。福临亲政时只有14岁,郑亲王济尔哈朗通过清算多尔衮一系,地位尊显,一时权势集于一身,但他并没有去追求多尔衮生前那样炙手可热的权势,而是选择了功成身退。所以在福临亲政后,他的称号也只是“叔和硕郑亲王”,不再主掌朝政。福临对这位伯父则非常尊敬,凡他的上疏、建议,福临都认真对待,积极采纳。

济尔哈朗晚年,身体日渐不支。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病情加剧。福临在他临终前亲往探视,流着泪问:“叔王还有遗言吗?”济尔哈朗老泪纵横地回答:“臣受三朝厚恩,未能仰报,不胜悲痛。只希望早日取云贵,灭桂王,统一四海。”济尔哈朗到临终,惦念的还是国家的统一大业。福临听了伯父这番话,更加悲痛,仰面大呼:“苍天啊!为什么不让朕的伯父长寿呢?”说罢又大哭。群臣急劝福临回宫。福临出房门,又坐在王府院内大哭,许久不忍离去。初八日,济尔哈朗病逝,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白石桥。福临对济尔哈朗的死,悲痛不已,诏令休朝七天,赠祭葬银万两,置守陵园十户,并为他立碑纪功。

郑亲王府位于北京西城区大木仓胡同。府邸建成后,历代袭王有所修缮或扩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郑王府曾一度改换主人,后又失而复得。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后,十三代郑亲王端华被赐自尽,同时世爵降为不入八分(所谓八分,指八旗旗主有均分财产、人口、土地的特权)辅国公,郑王府被收回,改赐钟郡王奕詥。同治三年(1864),恢复郑亲王世爵,同治七年,袭王承志搬回发还的郑王府。郑王府现为国家教育部办公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