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王》后世遗闻——硕讬与阿达礼、昭梿


任何一个显赫的家族,总少不了一些倒霉的人物,代善家族也不例外,他的后嗣,有卷入阴谋身首异处的,也有行为乖戾,为人检举,失落王爵的。这正应了古人那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命运的转折,有时就在旦夕之间。

扑朔迷离的硕讬、阿达礼“扰乱国政”案代善子孙中最倒霉的,要数他的次子硕讬和孙子阿达礼(萨哈廉的长子)。

硕讬生前死后,都未享受过弟弟萨哈廉一般的殊荣。早年代善分家产时,将富裕的属人都留给了幼子,却把贫困的属人分给岳讬和硕讬。硕讬不满父亲对自己的虐待,曾密谋投明,事情败露后,被祖父下令囚于高墙(专门软禁宗室成员的特殊监狱)之内。不久,被放,累积军功封为贝勒。天聪四年,硕讬随叔父阿敏放弃永平等城败归,被革去贝勒,夺所属人口。

第二年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激战中连伤腿、手,挽回了声誉,被封为固山贝子。但此后,他就霉运不断,屡次论罪受罚。有一次,皇太极又被他气得要死,警告说:“你的罪太多了!朕屡次宽宥你,你屡次重犯,就好像与自己无关。以后你再犯事,直接交付法司处置,不再宽恕!”皇太极生前,硕讬虽屡次获罪,但对他总还是网开一面。谁曾想,皇太极一死,硕讬就和侄子阿达礼一起,以叛逆罪,被夺爵处死,削除宗籍。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崩,满洲贵族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爆发了尖锐的矛盾。当时,最有力量争夺皇位者为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双方的拥戴者僵持不下。多尔衮鉴于形势,在议立嗣君的会议上,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他与济尔哈朗辅政。嗣君虽已定议,诸王却人心未定。正是在这么一个敏感时刻,阿达礼、硕讬却四处活动,企图推翻拥立福临的决议,改由多尔衮继位。阿达礼先往睿王府,告诉多尔衮:“王如坐大位,我当从王。”他的伯父固山贝子硕讬也派遣亲信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都赞同我的谋划,王可自立为君。”二人又同往祖父代善家,借探视足疾,私下对他说:“今立幼儿,国事可知,请速做决断。”又附在代善耳边低语:“众人已决定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王为何还默不做声?”代善却不为他们的劝说所动:“既然已对天立誓,为什么又说这话?不要再改变主意!”二人见代善不从,又前往豫王多铎家,多铎闭门不见。阿达礼、硕讬吃了闭门羹,不得已返回礼王府重申前意。这回代善真动了气:“为什么还胡说八道?听任你们闹下去,一定会招来大祸!”代善决定亲自告诉多尔衮,两人把这件事公布于众。接着,阿达礼属下的大学士刚林也出来检举,并将他逮捕押送多尔衮处。审讯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阿达礼、硕讬“扰乱国政”,以叛逆罪论死。当天晚上,阿达礼、硕讬被赤身裸体捆绑着押送到衙门,还有阿达礼母亲、硕讬妻子,一同被活活勒死。

阿达礼、硕讬“扰乱国政”案,发生在确立福临即位的两天后,他们密谋推翻前议,拥立多尔衮为帝,案情始末在朝鲜史书中有详细记载。但是也有研究者对这件事的背景提出疑问,主要有三:

(一)皇太极暴逝时,内大臣图尔格属拥戴豪格一派,而且他与白旗诸王(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一向不和。他怎么可能在定立福临的两天后,转而拥戴多尔衮?

(二)既然硕讬已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都赞同其谋划,在审讯阿达礼、硕讬时,多尔衮为什么不就此进行追查?而是在事发当晚就将二人处死。如此匆匆处置,是否有灭口之意?

(三)福临亲政后,因依附多尔衮而被处死的大学士刚林原是阿达礼的属人,刚林事先已得知阿达礼密谋,事发后将其主交送多尔衮。刚林的行动是否有人授意?

总之,种种蛛丝马迹,使人怀疑阿达礼、硕讬背后似乎另有指使,至于此人是否即多尔衮,就无从得知了。

代善后嗣中,还出过一位有文才但时运不济的王爷——昭梿。

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嘉庆十年(1805)袭礼亲王爵。两年后王府失火,珍宝及印绶全部被焚。嘉庆帝赐银一万两,助他重建府邸,同时赐给许多衣帛。

清初的王爷几乎都是军功出身,他们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弘扬的是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自康熙朝以来,天下太平,生活安逸,在汉族文化的陶融下,王公贵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昭梿代表了从这一特权阶层中分离出的贵族文人,他崇尚汉族文化,追求一种闲适恬淡的人生。昭梿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大作为,喜好文学、看戏听曲,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昭梿生活的时代正值乾嘉学风最盛的时候,他的父亲礼亲王永恩在乾隆朝时,因受某事牵连,从此不大过问政治,以文学艺术自娱。受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昭梿也爱好诗文,但他撰写的诗、文大多散佚,纂辑的《礼府志》也成书未印。昭梿勤于笔耕,他留给世人的是一部很有名的笔记——《啸亭杂录》,书中记载了大量清朝典故、满族习俗和贵族官员的遗闻轶事。

昭梿生活的另一特点是喜好戏剧。他不仅是一位戏迷,并且因为过分亲近戏子(优伶),受到言官的纠举。清代戏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唱戏被认为是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都比上述四种人高。当时,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从事了这四种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的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但昭梿却不顾忌这些,他不仅与戏子交相往还,还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说:“这些人迎欢卖笑,虽然是常态,但其中也有深知大义者。”

昭梿贵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从小受过系统的教育,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但性格暴戾,妄自尊大,还因此丢掉了王爵,名誉扫地。当时,朝中有一位一品大员景安,官至尚书,景安与昭梿并不同旗,并非他的属下,昭梿却当面斥景安为王府奴才。更有甚者,昭梿在府内私设公堂,滥用非刑。礼王府有个庄头姓程,历年并未欠租,而且预交了一笔租钱。昭梿仍不满意,想增加他的租钱。清朝有一个好的制度,即国家对农民“永不加赋”,也就是长期保持农业税的稳定,不仅税收总量不变,具体到每亩地的税也不准变,王公的庄田同样不能随意加租。昭梿分外苛求,违反了国家规定,所以庄头据理不从。昭梿恼羞成怒,派护卫到他家抢割庄稼,拆毁房屋,又下令将庄头家六人圈禁。昭梿还不甘休,亲自把一个磁瓶扔到地上,用磁器碎片把庄头脊背划伤了一百多道,以致流血昏厥。嘉庆二十年(1815),有人匿名检举昭梿凌辱大臣、府内滥用非刑。嘉庆帝得知,在谕旨中斥责他:“平日以田租细故,在顺天府、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涉讼累累。”可知昭梿恃强凌弱、欺压百姓的案子远不只一件两件。昭梿因此被削去王爵,交宗人府禁闭3年。

昭梿因滥用非刑等罪失爵,实属咎由自取。但他因虐待庄头而受重惩,也可能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有关。昭梿在王爵被废后又活了13年,因脑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