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0章 晋封亲王


吴三桂擒获永历后,以他和爱星阿的名义,将此事的详细经过,写成一长篇奏疏报捷,驰送北京。康熙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圣祖接读报捷书,高兴异常,当即批示:“览王等奏,大兵进抵缅城,伪永历及其眷属,全获无遗”,“伪巩昌王白文选逃奔茶山,大兵尽夜追及……全军归降”。此事“具见王等调度有方,将士同心戮力,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在事有功官兵,著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卷6,9~10页。。

圣祖还是一个才九岁的孩子,其见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可能达到如此程度,这都是索尼四辅臣的意见,不过是以皇帝的名义写成谕旨颁发。以圣祖的名义颁发的这道谕旨,对三桂、爱星阿多方赞赏,可以说,完全反映了朝廷重臣的共同心情。

接着,圣祖又对礼部说,擒获永历是一件大事,这都是“仰赖天地、祖宗眷佑,克集大勋,捷音布闻,神人胥悦”。指示礼部官员,“应行祭告典礼,尔部速行察例,择吉具奏”《清圣祖实录》,卷6,10页。。

三月一日,圣祖又指示礼部:平定永历是“天下之大庆”,要“昭告中外,咸使闻之”,要求礼部就此事“速议”。《清圣祖实录》,卷6,11页。

三月十二日,“以伪永历朱由榔就擒”,告祭世祖;同一天,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福陵(太祖)、昭陵(太宗)。《清圣祖实录》,卷6,14页。

同一天,圣祖驾临太和殿,王以下文武百官“上表朝贺”,又“颁昭天下”,把三桂、爱星阿进缅擒永历之事布告全国,最后写道:“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域从此奠定,闾阎获宁干止。是用昭告天下,以慰群情。”《清圣祖实录》,卷6,15页。

永历逃亡缅甸,白文选等仅拥有万余人(包括家属),其力量已微不足道,对清朝构不成严重威胁。开始,它本不在意。但是,永历的存在,至少在政治上还象征明朝并没有完全灭亡,那么,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就不是完整的,不能视它为天下共主。而永历的被擒获,清朝就成为全国惟一合法的统治者。所以,清灭永历残余势力,在军事上并无重要价值,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通过进缅擒永历,又使它的邻国缅甸受到震慑,并置于清朝的势力范围以内,这是清统治者并没有料及的事!清朝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此事大加渲染,把它当作国中头等大事,并采取各种形式,加以宣传,目的是绝明朝故旧遗老和反清势力复明之念,可收安定人心、巩固统治之效。

清朝统治集团越是重视和广为宣传擒永历之事,就越是提高三桂的威望和地位;同时,也越加显示出三桂的功劳之大,因而表现出三桂对清朝的忠诚已达到何种程度。三桂对永历的处置更博得朝廷的一片欢心。

吴三桂擒获永历和他的眷属,一举荡平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朝廷为之振奋,忙于各种庆祝活动,对三桂的赞扬不绝于耳。这些,都不在话下。

此时,可怜的永历和他的母亲、妻子都被严密拘禁在遥远的昆明。三桂给予了他们良好的待遇。永历头戴“马鬃瓦楞帽”,身着“纯绢大袖袍”,腰系“黄丝带”,“举止有度”。《庭闻录》,卷3。他身材魁伟,体态丰满,相貌堂堂,年方38岁,显出一副英气勃勃,加上那一身朴素而颇讲究的衣着,仍不失皇帝的风度。《小腆纪年附考》,卷20,21页。他被囚禁在室内,经常端坐不动,不管谁来送饭,或有人来观看,他都无动于衷,一概不问。有一名士兵看后,不禁赞叹:“这才是真皇帝呢!”《庭闻录》,卷3。

当然,外人是不准随便进去看永历的,能看到他的,首先是一些卫士。吴三桂见了他一次面,受到故主的谴责,胆战心惊,再也不敢见了。永历曾几次想见三桂,三桂并无意见他。永历的户部尚书龚彝置办了酒肴,准备进献永历,守卫的士兵不允许。龚彝厉声说:“他为吾君,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相同,我只求见一面,为何阻我?”守卫的士兵请示三桂后,才被准许进去。龚彝把酒宴摆好,请永历出来,向他行跪拜礼后,恭恭敬敬把酒端上,永历本不喜欢饮酒,此时处境,一见酒,顿时痛哭不已。龚彝伏在地上痛哭流涕,再劝酒,永历勉强饮了三爵(盛酒的容器),龚彝再拜不止。突然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用力将头触地,头破而死。永历一下子惊呆了,稍清醒,扑到他的尸体上,悲痛欲绝,几乎昏倒……

永历和他的母亲,妻子已成了吴三桂的阶下囚,是生,是死,他们既无法知道,更无权决定。在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只有悲哀和眼泪伴随着他们。然而,最后的命运很快地降临到他们面前!

据有些史书记载,清军中有一甲喇章京军官,暗中联络满人,准备劫持永历,逃往陕西,奉为君主,“以成不世之功”。处事不慎,走漏消息,三桂、爱星阿非常惊慌,迅速逮捕密谋起事的十一人,把他们以最残酷的磔刑处死。为防止再生事变,三桂加速对永历的处置。《狩缅纪事》,20页;《行在阳秋》,卷下,304页;《庭闻录》,卷3。

如何处置永历,毫无疑问,三桂个人不敢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置永历是一件要事,必须由朝廷来决定,他只能执行。奇怪的是,清朝官方史书对此重要问题却没有记载,只有个别史书仅记:“仁皇帝(圣祖)命恩免献俘。”《小腆纪年附考》,卷20,21页。照清朝以往的做法,凡俘获或投诚的明宗室人员,一律解送北京,给予适当安置。目的是防止明朝的这些后裔留在地方为反清势力所利用,煽惑闹事。只有坚持明朝立场,与它为敌的,一经擒获,无不就地正法处决。清兵进关后,收降了不少宗室人员,也处死了一大批。其中,清对明宗室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清入北京后,有“朱三太子”案,出现了真伪太子,这使朝廷很不安。如果崇祯帝的太子真的还在,对它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此,它以假冒太子之罪名,把已被认出的太子也给杀了。至今,此事成了难解之谜。清兵下江南,破弘光政权,把立为皇帝的福王杀了。隆武政权的唐王朱聿键兵败被擒,没有解往北京,也是就地汀州(福建长汀)处死。永历政权的皇帝朱由榔维持时间最长,在云贵达十四年之久,颇得人心。现在已被擒获,留此人物,已属无益,可能还给刚刚立足的清政权造成威胁。根据它以往的政策,可知清朝统治集团不会对永历实行特赦的。但此时形势与擒福王、唐王时有所不同。在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永历已远逃缅甸,大陆形势趋于稳定,而一经把他擒获,危险消除,为了笼络人心,留下永历一条命,也是可能的。尽管官方史书不载清朝对永历及亲属的处置意见,并不能说它没有做出相应的决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许清朝统治集团感到屠杀手无寸铁,又无缚鸡之力的永历母子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因此,在它所修的所有官方史书包括《实录》中,有意回避,漏载此事,只记擒获永历及其亲属,绝笔不提朝廷的处置意见,亦不书永历死事。《清圣祖实录》,卷6、(蒋氏)《东华录》等书,在康熙元年二至四月记事条下,均失载。连私家著述的某些书,似为避讳,亦不载。实际上,决定永历命运的,还是吴三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擒获永历后,吴三桂跟内大臣、定西将军爱星阿等曾讨论过如何处置永历。爱星阿提出,应献俘北京,由朝廷处置。三桂认为不妥,他说,从昆明至北京路途遥远,地方还不那么安静,万一途中被劫,谁也负不了这个重大责任。他主张奏请朝廷,就地处决。《庭闻录》,卷3,《狩缅纪事》,20页。三桂这样考虑,不无道理。平定云南后,全国形势趋于平静,但仍有抗清的势力存在,如李定国正在寻找永历,在两湖、四川交界处,抗清的武装力量继续活动,特别是暗中的反清势力包括个人,也没有完全停止活动。把永历从昆明解往北京,很难说万无一失。三桂的担心,不是多虑,而是出于老谋深算。除此,在他思想的深处,以获永历,再建不世之功,如途中被人劫去,他的这一功劳不但前功尽弃,还将承受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也深知,朝廷虽然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仍存有戒心,含有猜疑。因此,他不同意解往北京,主张就地处死永历。一来可以保全已获得的功劳,二来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疑。这一层意思,他没有说,仅据上述理由,便说服了爱星阿,同意上奏朝廷,请示将永历就地正法。

四月下旬,朝廷的批复下达到云南:“仁皇帝(圣祖)命恩免献俘”,“著将永历正法”。《狩缅纪事》,20页。朝廷完全同意三桂的意见,永历不必解往北京,可以在昆明处决。朝廷已授权三桂处决,怎样处决,由三桂与诸将议定。处决的方式种种,如斩首、磔死、毒死、勒死、自缢等等。爱星阿询问三桂以何种方式处置,三桂回答得很干脆:“骈首!”(指其头为多余无用之物,意即斩首)爱星阿以为不可,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三桂还想辩,他只是“奉旨”杀头,非个人专断独行。安南将军卓罗厉声说道:“一死而已,他也曾当过皇帝,应当全其首领,何必用斩!”《庭闻录》,卷3,参见《狩缅纪事》,20页。

斩首是对犯有死罪的人通常施用的刑法,死无全尸,身首异处,实为受刑人和家属所忌。对某些重要的特殊人物若处以死刑,可由皇帝格外施恩,例改为自缢,或饮毒酒等法处死,全其尸首,免受刀斧之苦,这也算是一种莫大的恩典。爱星阿、卓罗等满将出于对一个弱者的怜悯之心,念永历曾是皇帝,欲成全他保全尸,也属难得。三桂此时的心情,大抵是害怕满人看出他对故主永历的眷念之情,故不假思索,张口道出斩首处决。当两位有身份的满将坚持不斩首,他也就顺水推舟,表示同意。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处死永历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一说四月二十五日(《庭闻录》、《狩缅纪事》、《皇明末造录》,卷下、《爝火录》、《求野录》等);一说四月十五日(《小腆纪传》、《小腆纪年附考》、《南疆逸史》);一说为四月八日,(《也是录》)。还有的只书月而不记日期的(《清史稿·吴三桂传》);也有的不知或不书永历“崩日崩所”的(《永历纪年》、《明末滇南纪略》),等等。考三桂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离缅甸,即给朝廷上奏报捷,至次年(康熙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朝廷接到这份奏报,双方尚未讨论决定对永历的处置。至三月十三日,三桂率大军回到昆明,这才进一步议决对永历的处置,加紧请示朝廷,往返总得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故知四月二十五日说法较近实际。再者,记述永历死的时间,多系当时亲身经历的人,有的虽未目击,亦采可靠传闻而记。故四月二十五日说较之他人更有所据。,上午十时左右,三桂亲自部署和执行对永历的处决。他派纛章京吴国贵率亲兵《狩缅纪事》,20页。《庭闻录》,卷3,记执行死刑者为杨珅、夏国相。,前往永历囚禁之所,将永历和他的儿子,还有皇室王维恭之子抬出门首小庙中,吴国贵命人出示弓弦,准备用刑。永历知死期已到,既没有求饶,也没有抗争。他的儿子——太子,才12岁,大骂吴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你?我父子何负于你?乃至此耶!”《行在阳秋》,卷下。吴国贵等不由分说,用弓弦把永历父子和王维恭之子逐个勒死。《庭闻录》、《求野录》等书记载:吴三桂命杨珅、夏国相向永历“进帛”,赐其自尽。而《狩缅纪事》、《小腆纪年附考》、《清史稿·吴三桂传》诸书皆载以弓弦勒死,今从之。永历时年38岁。永历父子死地,原称篦子坡。后因此地逼死永历,人们又改称“逼死坡”。勒死永历三人后,三桂命昆明县知县聂联甲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尸体烧化,然后尸灰四扬,彻底消尸灭迹。剩余部分就地埋葬。二十八日,三桂遣人押解永历的母亲太后、妻子皇后与宫人李贵芳赴北京。至中途,皆自杀。她们不属重要人物。既然自杀而死,朝廷也不以为然,未予追究。《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卷3,29页。关于永历后与母是否解往北京,各书记载互异。如《行在阳秋》:“太后王氏不食崩”,是说王氏在遣送北京前已死。《小腆纪年附考》载:永历被处死后,其母与妻均解往北京,中途,两宫自杀。征之《狩缅纪事》,亦载永历母、妻确实被解往北京。但未记是否自杀。《清史稿·吴三桂传》亦采取解北京、中途自杀的说法。

永历带着他终生的遗恨见他的祖宗去了。对于他的死,时人和史家都表示了很大的同情。永历被勒死时,“滇人如丧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狩缅纪事》,20页。。各史书都记载,当时,“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庭闻录》,卷3。。有的写道:“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军民无不悲悼。”《小腆纪年附考》。有的写道:这一天,“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行在阳秋》。。又有的写道:“天地昏黄,士民相走,哭于道者不绝。”《求野录》。还有的写道:永历“蒙难之日,暴风雷雨,昼晦,士卒皆出涕”《南疆逸史》。。

所有这些天愁人怨的描写,无不寄托了人们对永历的同情和哀悼之意。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腐败,但永历帝个人的一些品行,颇为人们所称道。他长得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作风较朴实,厌恶繁华,不饮酒,无声色玩好,喜闻和谈论忠义事,供奉母后很尽孝道。据说他惟一的缺欠是不甚好学。终其短暂一生,他没给人留下恶感,相反,他个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博得了赞赏。因为他死得如此悲惨,倒是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洒下哀伤的泪。普遍怀念故国之情,对新政权满人的清朝的多少厌恶之感,也增加了人们对永历的怀恋。

吴三桂绞杀永历父子,逼死其母后和中宫皇后,可谓斩草除根,为清朝除去了一大隐患。他为清朝建树的这一大功勋,很快又得到了最高爵赏。

康熙元年五月十一日,圣祖亲自提名,给三桂晋封亲王,命礼部准备“应行事宜”。圣祖依照索尼四辅臣拟定的旨意,指示说: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秦、蜀,绥辑滇、黔,抚顺剿逆,茂著勋劳。伪永历朱由榔,以明室遗孽,煽集党羽,妄称尊号,窃据一隅,历年以来,屡烦王师征剿,疆圉弗宁。今王奉命统领满汉大兵,出边进讨,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内进抵缅甸,擒伪永历及其眷属,又降伪巩昌王白文选,并伪官全军。此皆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动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晋封亲王,应行事宜,尔部察例具奏。《清圣祖实录》,卷6,22页。

清朝从建国伊始,就有一项政策,有功必赏。特别是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有大功者,不吝惜爵赏,凡明朝归降过来的人,皆照原级录用,一有勋劳,即升级加官,如平步青云。此后,这项政策进一步全面施行,并比前人实行得更彻底、更坚决。这在清军进关后,尤其明显,收效相当显著。这一政策吸引了明朝大批将吏纷纷投降,对瓦解明朝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相反,明朝统治者很吝惜爵赏,坚持异姓不封王的原则,至高爵赏也不过侯、伯。如吴三桂,在明朝最需要他进京勤王时,才赏了一个“平西伯”,但他一投降清朝,马上封为“平西王”。对比之下,一些人宁肯投降,也不愿为明效力。

清朝对吴三桂的态度,最鲜明地反映了它一贯的精明的招降政策。圣祖在上述谕旨中,仅提到三桂镇守陕西、四川与进军云贵,及擒永历之功。他强调擒永历“功莫大焉”,应加给不同一般功劳的“殊礼”——晋封亲王。爵位至“亲王”,已达到赏赐的极限。按清朝规定,只有宗室积大功者,才能得此爵位。现在,圣祖和四辅臣把宗室专享的这个爵位的崇高尊号赐给了三桂,这又一次显示了它恢弘的气度,是对他的前任们的政策一个重大突破。三桂是得此爵位的第一个汉人,其后,在三桂发动叛乱时,尚可喜又得亲王爵位,是为第二人。自此至清亡,再没有第三个汉人能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所以,给三桂晋封亲王,在当时是何等荣耀,何等尊崇!

晋封三桂为亲王,乃皇帝钦定,大臣们无权再讨论该不该封,而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晋封典礼所需要做的有关事宜。

康熙元年六月三十日,圣祖正式向三桂颁发晋封亲王的金册、金宝。金册详载三桂降清后所建树的功勋。我们依据册文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把三桂的战功归纳如下,也是对三桂前半生的一个总结。

第一,顺治元年,“开关迎入”清军,又随多尔衮“破贼兵数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十月十三日,“授以册印”,封为平西王。

第二,出征陕西,在阶州(甘肃武都)地方“杀伪秦王朱生福、伪定远侯赵荣贵并贼7000有余”,获定远侯印1颗、总兵官印10颗;在碧鱼口“杀贼兵300余名”,擒斩总兵官王应选;在富平县、延安府等州县、美园等处杀经略王永强、高友才及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郭玉麟等540名和兵士20600余人,获定国将军印1颗、其他“伪印”11颗;共攻克山西、陕西两省58城。又派遣官兵在同官县、临县等处杀经略平四、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等官26名及兵士5500余人,获印6颗,在延安府、府谷县招降总兵官2名,道员官1名、副将1名及兵士600人。

顺治八年九月初八日,特授金册金印,仍封为平西王。

第三,奉命入川,战败嘉定州总兵官龙名扬及其所部千余人,斩敌700余人,擒斩总兵官龙名扬,行文招抚四川3州16县。

驻守保宁城,击败孙可望部将抚南王刘文秀部马步5万余众,杀敌4万有余,擒斩将军王复臣、总兵官姚之员等200余名,获抚南王金印、象3只、马骡2300余匹头。

顺治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以三桂“亲身督战,剿灭大寇,勤劳行间”之功,加俸1000两,“所有功添入册内”。

第四,收复重庆,归入版图,降服遵义,招抚总兵官郭李爱等及其将士家口5000余人,获象3只、马500余匹。招抚兴宁伯王兴及其将士家口7000余人,获马骡300余匹头、缴敕印扎。

进军云南,追剿巩昌王白文选,获象5头、马100余匹,又剿杀总兵王国勋等,活捉其兵士11名、太监1名、获象3头,马180匹、巩昌王金印1颗、孔雀尾伞1把、销金龙伞1把;收复永昌府、腾越州,招抚“伪侯”狄三品等,计获庆阳王冯双礼,把抚其将士2000余及家口4000余人投诚,又有“伪伯□□恩等”率将士2000余人、“伪□山侯王会”带领“官□□千余人并官印投诚”。

在川南永宁,招降伪总兵官陈希贤等及其将士与家口1400余人。

在迤西,招抚文职官员张佐宸等150余人、武职官员曹延生等50余人。

攻取沅江,剿杀沅江首领那嵩等,活捉将军高应凤等人,获关防印一颗,招抚黔国公沐天波之子沐忠显及家口投清,剿杀将军那伦等人,获马200余匹,招抚公安伯李如碧等,各带家口将士6600余人、马1960余匹、伪金银铜印共16颗、敕扎236张。

“伪将军”杨武带领□兵共3400余人,家口共7500余人、马一千□百八十匹、象4头并官印4颗、敕扎69张;游击胡国才率兵400余人、印防14颗来清军投诚;还有副将孙崇雅等及兵七八百余、家口700余;“怀仁侯”吴子圣等率将吏士兵760余人、家口960余人、马230余匹、印敕2张、官印8颗先后来归。

阳武伯廖鱼带将士690余人、家口690余人、马150余匹、官防印6颗、敕扎88张投诚。

明淮国公马宝、叙国公马惟兴、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马自德等带将士4550余人、家口一万一千七百五□余人、马一千四百□十余匹、印防35颗、伪敕扎□□七十余张、金册二□投诚。

总兵王然、李景瑜等人带领所部900余人、家口800余人、关防印1颗、扎70张投诚。

招抚土舍、那杰等并印1颗、象1头;总兵何起龙等带领所部730余人、马120匹、关防印6颗投诚。

成阳侯祁三升、孟津伯魏勇等带部属、家口7900余人、马1340余匹、象3头、金银铜印12颗、敕谕扎89张投降。

派官兵剿杀马乃,擒获首逆龙吉兆等;副将丁仲柳带所部与家口500余人、印防4颗、谕1张、马56匹、象1头投诚。

册文在详载吴三桂历年战功之后,写道:

“王(三桂)镇守秦蜀,绥辑滇黔,抚顺剿逆,茂著勋劳。伪永历以明室遗孽,煽集党羽,妄称尊号,窃据一隅……”以下,与上引圣祖指示礼部的话相同,故删而不录。最后,册文特别强调,“特仿古制”,进封亲王,“以示眷酬”,赐之金册、金宝,鼓励三桂“益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册文不载《清圣祖实录》,见《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1~707页。

吴三桂以永历父子的鲜血染红了镶嵌在亲王冠上的宝石,是那样鲜艳夺目,大放异彩!圣祖说得很清楚,特加三桂以“殊礼”,是因为奖励他为清朝立下的特殊功勋。同时,他也毫不隐晦地表明,他给三桂晋封亲王,目的是鼓励他继续为朝廷效忠,以他的力量“屏藩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三桂能否做到这一点,且让后事来证明吧!

在朝廷为三桂加官晋爵,举朝额手相庆之时,似乎忘记了在云南与老挝交界处还有李定国的势力的存在。他已退到景线一带驻扎。三桂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为防止李定国由车里进兵,特令提督张勇领兵万余,分布普洱、沅江一带堵剿李定国。《逆臣传·吴三桂传》。迟至十月十九日,朝廷得到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报:据车里(云南景洪)宣慰使刀木祷的报告:“李定国逃奔景线地方,染病身死。”《清圣祖实录》,卷7,17页。

李定国之死,是由于哀痛永历父子被害所致。当永历及其家属被三桂擒获时,他一无所知,以为还在缅甸,专派副将刘子远率八百精骑赴锡波江侦察缅人动向。未过十天,刘子远疾驰回报永历已被擒获的消息。定国如五雷轰顶,哀痛难抑,绝望地喊道:“恢复事还可为吗?我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刘彬:《晋王李定国传》,载《滇粹》。他哀愤过度,病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永历被缢死的消息传来,他痛不欲生,哭天号地不止。他披散着头发,赤着脚,“号踊抢地,两目皆血泪”。他不想再活了,只求速死。七天不进一粒,于康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去世。《庭闻录》,卷3、《南疆逸史》,卷52,411页。如《行在阳秋》,卷下,载李定国去世时间为七月二十九日。《小腆纪年附考》,卷20,只载六月,不注日期。死前,他把部将靳统武和儿子嗣兴召至面前,嘱咐说:“任死荒郊,无降也。”《小腆纪传·李定国传》,卷30,366页。不久,靳统武也相继去世。定国的儿子嗣兴没有遵从父亲的遗愿,率部投降了三桂。

李定国的去世和其子率余部投降,标志着永历政治与军事势力的彻底覆灭。吴三桂在云贵的一统之局已成。从战争转入和平时期,三桂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天地,自成一地方的巨大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