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8.5节 著述遗世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己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

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帅代撰”。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若依此说.则张为《书目答问)著者,缪为协助者。

《輶轩语》(一卷),光绪元年(1875)著于四川学政任上,翌年刊行,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刻《存诸已斋格言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汇印光绪中沔阳庐氏刻《慎始基斋丛书》本。

《张香涛学使学究语》(一卷),蒋德钧辑,光绪中湘乡蒋氏龙安群署刻《求实斋丛书》本。

《广雅碎全》(四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刊》本。

《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书成,三月有两湖书院刊本,五月有桐庐袁昶于芜湖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又有同年两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黄州河东书院刊本、汉川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二百万册,一时风行海内。美国人渥特勃内基(Samuel Woodbridge)将其译为英文,以《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v Hope ; 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Victory ChangChintung)作题,于 1900 年在纽约出版。法国传教士热罗姆·托巴尔将《劝学篇》译为法文,在《汉字杂志》第二十六期发表。《劝学篇》为张之洞手撰无疑,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称,张于戊戌(1898)初,夜以继日著作《劝学篇》,“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但时人又有黄绍箕、杨锐曾襄助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说。黄绍箕(1854—1908)是张之洞挚友黄体芳之子、三兄张之渊的女婿,又是张之洞的门生, 1898 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变法前后与张之洞接触频繁,《劝学篇》即由其进呈皇上。杨锐(1857—1898)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以后长期追随张之洞,张设两湖书院,“以锐为史学分校,之洞关于学术文章,皆资取焉。”1898 年张之洞荐杨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杨充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继续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张于京师消息,一切借君(指杨锐——引者),有所考查,皆托于君。”杨锐在京期间(也即张在武昌著《劝学篇》前后),每日必以一二密札驰递张之洞,宫闱密事、朝政动态,官吏黜吵,无不一一详告。故称黄绍箕、杨锐曾参与《劝学篇》写作过程,诚有可能,然未获直接证据。

《广雅堂诗集》(四卷),纪钜维编校,光绪间顺德龙凤镳刊刻。卷一收《连珠诗》等三十题,卷二收《海水》等三十四题,卷三收《过华山》等五十二题,卷四收《咏史》等四十题。

张之洞作古以后,编辑其遗作出文集者颇多。最先问世的是宣统二年(1910)刊印的《张文襄公诗集》,端方作序,卷一收古今体诗一百三十首,卷二收古今体诗一百零四首,卷三收古今体诗八十九首,卷四收古今体诗一百六十九首,词一阕。

张之洞亲属南皮张氏刻印《广雅堂四种》(十五卷)。

其中《广雅堂散体文》(二卷)《附录》(一卷),民国七年(1918)刊本;《广雅堂骈体文》(二卷)《补遗》(一卷),民国十年(1921)刊本;《广雅杂著》(四卷),为早年潜研经学时所缀辑,民国十一年(1922)刊本;《广雅堂论金石札》(五卷),为晚年治金石学之作,民国十一年刊本。

张之洞的十三子张仁蠡辑印《先文襄公传家遗墨》,收张之洞与家人偶书小幅十九纸。后北平琉璃厂荣宝斋、北平琉璃厂清秘阁、通县鼓楼新生工艺社以“专己守残斋”名义将此印行,名曰《张文襄公传家遗墨》,湖北省图书馆有藏。

由张之洞门人或学者所编各类集子,有民国七年(1918)刊印的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电稿》(三十二册,六十六卷),陈宝琛题签,辑录张之洞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至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电稿及对方电稿约五千余件。仅此一端,足见张氏政事之勤。

民国九年(192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函稿》(二册),卷一,十九首;卷二,二十九首;卷三,三十九首;卷四,二十六首;卷五,三十八首;卷六,十八首;续编,三十一首。共二百封信函。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公牍稿》(十五册),陈宝琛题签,汇集张之洞光绪八年(1882)二月迄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咨札、批读⊥示。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奏稿)(二十六册,五十卷),陈宝琛题签。收录张之洞自光绪五年(1879)四月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的奏折共六百十九篇,《附录》(四卷)七十八篇。

(张文襄公论书语),赵尊狱辑,全书仅八页,收张之洞答张佩纶书若干则,均论书法及时文。

旁搜远绍张之洞各类著作的集成性文本,有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出版;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 1920 年出版,1928 年再版,台北 1963 年重印。中国书店 1990 年 10 日海王邨古籍丛刊以文华斋本为底本缩印《张文襄公全集》。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奏议五十卷,公牍二十八卷,电牍六十六卷,书札六卷,骈体文二卷,散体文二卷,杂著四卷,金石文四卷,共一百六十二卷,为张氏全集奠定了基础。

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是目前行世的较完备的张之洞文集,奏议七十二卷,自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遵旨妥议折》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谢赏加太子保衔并用此缰折》,共七百三十三件;电奏十三卷,自光绪十年闰五月三十日《致总署》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致军机处》,共四百二十九件;公牍三十六卷,自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手谕停止兴修示》,共八百八十一件;电牍八十卷,自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致总署》至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致武昌高等学台存古学堂纪监督》,共六千件(含对方电牍);劝学篇二卷;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读经札记二卷;古文二卷,收古文十八篇,附录二篇,存目阙文三篇;骈文二卷,收骈文二十一篇,存目阙文四篇;诗集四卷,收诗四百六十一首;弟子记一卷,一百二十条;书札八卷,三百二十七件;家书一卷,十三件。全集二百二十九卷,另有卷首上、下,辑关于张之洞丧事的上谕⊥祭文⊥葬碑文、奏折、墓志铭,以及《清史稿·张之洞列传》、《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目前正以 1928 年北平文华斋《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广为辑佚张之洞未刊奏折、试卷、书札、诗文、联语、著作、手迹、图片等,并收录“抄本张之洞督楚公牍”等件,编辑整理《张之洞全集》,分奏议(含文华斋本奏议七十二卷、电奏十三卷及未刊奏议),公牍(含文华斋本公牍三十六卷、电牍八十卷及张之洞督楚公牍、辑佚公牍),书信(含文华斋本书札八卷、家书一卷及辑佚),论著(劝学篇轩语、书目答问、读经札记、古文二卷及辑佚,骈文二卷及辑佚、诗集四卷及辑佚、弟子记),手迹(含书法、题字,多为辑佚)。该全集预计 1995 年出齐。

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倡“劝刻书说”,以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近人刊刻、辑佚张氏文集,正是此类传先启后←济积善之盛事,也足见张氏遗文映现着一个时代的影象而为后人所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