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血祭》一 王錱挂出“湘军总营务局”招牌


位于南岳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名城。

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何谓三湘,其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潇湘、蒸湘、沅湘合为三湘。衡州城正是蒸水与湘水的汇合处,为两广之门户,扼水陆之要冲,物产富庶,民风强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对衡州特别亲切,这是因为他一来祖籍衡州,二来欧阳夫人是衡州人,三则他少年时代曾在衡州求学多年。来到衡州,曾国藩如同回到湘乡,有一种鱼游大海、虎归深山之感。

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比长沙南门外练兵场要大得多。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团丁,便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指挥所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为便于日常商讨,他要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康福、江忠济及满弟国葆等都住在祠堂里。

这天上午,曾国藩吩咐王錱布置指挥所后,便带着罗泽南等人去拜访衡州知府陆传应。在知府衙门里吃完午饭回来,曾国藩老远就听见赵家祠堂前鞭炮轰响。罗泽南笑着对曾国藩说:“璞山办事能干,就是有点好大喜功的毛病。其实也不必搞这大的排场,像金号开张一样。”

罗泽南出身酷贫,又笃信理学,持身处事一向节俭,在这点上与曾国藩甚是相投。曾国藩点点头说:“关键是要把勇练好,这种虚排场不要摆。”

王祐见曾国藩回来,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说:“曾大人,木牌子一时做不出来,我们这样大的一个衙门,岂能没有招牌?我一边叫木匠赶快做,一边先用纸写了糊起来。为图个吉利热闹,买了几万响鞭炮庆贺庆贺。”

曾国藩看祠堂正门右边,已从顶到底糊上一长条红纸,上面用颜体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大字,字字饱满稳当,出自王錱的手笔:“钦命团练大臣曾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为招牌一事,王錱思考了一上午,最后定下这十七个字。他认为堂堂皇皇,很有气派,心中甚是得意,正期待着曾国藩的夸奖,只见曾国藩两道扫帚眉慢慢锁紧,说了句“璞山跟我进来”,便径直向祠堂里面走去。王錱心头一凉,跟着进了屋。

待王錱进门后,曾国藩板着面孔说:“璞山,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如何不问我便自作主张,你知道犯了大错吗?”

王錱不到三十岁,心高才大,常谓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虽连个秀才都未捞到,却俨然以主宰浮沉的人物自居。他这种气魄很得罗泽南的赏识。在罗泽南看来,王錱是他众多才气横溢的弟子中的第一人,好比孔门七十二贤中的颜回。王錱不认为自己写的招牌有什么错,不服气地说:“卑职不知有何过错。”

对王錱的文武之才,曾国藩也很欣赏。他意识到刚才过于严厉了,便放松面皮,略为和缓地说:“你先坐下吧!”

王錱在曾国藩对面坐下来。曾国藩耐着性子细细地说:“璞山,你这个招牌气派是够气派了,但有两个大的差错。钦命说的是帮办团练,'帮办'二字,定下了主从关系。巡抚骆大人是主,我是协助。你如何能偷梁换柱,擅自去掉'帮办'二字呢?此其一。第二,我们办的是团练,不是军队,怎能自称湘军?这不是在公告大众,要在绿营之外另建军队吗?

罗山和你们在湘乡练的勇,人家也只称湘勇。今后,我们这批团丁可自称湘勇,一来湖南简称湘,二来也可纪念湘乡练勇的开创之功,但决不能自称湘军。璞山,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去'帮办',改'勇'为'军',将会授人以柄啊!”

王錱是个聪明人,经曾国藩一提醒,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说:“卑职一时考虑不周,我这就叫人撕下。”

王錱刚要出门,曾国藩又叫住他:“璞山,你的颜字越写越好了,木牌要好几天才能制成,还得借你的大笔再写一幅先贴着。”

“写几个什么字?”

“还写原来的老招牌:湖南审案局。”

离开长沙前夕,骆秉章在曲园酒家大摆筵席,为曾国藩及团练全体哨长以上的头目饯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粮道、盐道等官员都出席作陪,鲍起豹和清德却拒绝参加。

久游宦海的曾国藩十分清楚骆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与骆秉章撕破脸,于是带着众头目欣然出席。骆秉章心里果然高兴,二人并肩坐在一起畅谈,如同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处理好后,便立即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丁安置的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各写一信,邀请他们来衡州共举大事;又写了一封信给黔阳教谕、平江举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同窗。

曾国藩欣赏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请他来衡州帮办文书;又写了一信给正在桂阳州原籍守制的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陈士杰以拔贡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的策论议论风发,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从那以后,陈士杰视曾国藩为恩师。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感觉疲劳。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却不能合眼。一个更大的计划,需要他尽快拿定主意,这就是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要如此,必须有一支强兵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而只能称练勇,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一千号人,无论如何少了。但若一旦扩勇,便会立即招致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他九省都没有湖南这样的大团,帮办团练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过二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干余人了,还要扩大,朝廷会不会同意?这是一。第二,饷银从何而来?自从洪杨事起,朝廷的经费便日感不支。这是曾国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拨钱,希望渺茫;要骆秉章、徐有壬拨款吗?也不能指望。曾国藩躺在床上,被这两大难题困扰着,思前想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荆七推门进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刚才陆知府派人送来一封急信。”

曾国藩坐起,从荆七手中接过信。原来,这信是新擢升为湖北按察使、正带兵在江西前线与太平军西征军作战的江忠源寄来的。江忠源信上说:长毛势力强大,能征惯战,打仗不怕死,又会收买人心,很难对付。请曾国藩在长沙多募几千人马,练成精兵,早日开赴江西,补充他的楚勇。看完这封信后,曾国藩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曾国藩兴冲冲地给江忠源回信,告诉他已来到衡州练勇,请他向皇上奏明,委托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训练成军,交他指挥。“只要朝廷明文同意扩勇,饷银的着落再想办法。”曾国藩心想,“至于交不交江忠源去指挥,那还不是凭我一句话?我不给他,谅他也不好意思来硬要。”

不久,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衡州,曾国藩很是高兴,他认为自己给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李元度也应邀来了。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个头瘦小的文人还带来五百平江勇,一来便对曾国藩说,要弃文就武,当营官带兵打仗。曾国藩很欣赏他的这分勇气。趁着大批勇丁尚未到齐的空隙,曾国藩和罗泽南、王錱、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等人天天商讨练勇之事。大家参照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军事条例。曾国藩又写信给骆秉章,向抚标中军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人。骆秉章同意了。不久,三人也一同来到衡州。曾国藩见文武人才济济,气象兴旺,心中甚为兴奋。一个月后,李续宾、曾国葆、金松龄从湘乡募来二千五百勇丁,邹寿璋、储枚躬、江忠济从靖州、辰州、新宁、宝庆等地募来一千勇丁,连同过去的一千人和李元度的五百平江勇,合共五千余人。曾国藩将这五千余人分为十营,委任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人为营官。为使官勇们能一心一意地操练,曾国藩决定发厚饷。

在朝廷未拨下饷银之前,曾国藩与衡州知府陆传应商议,先把修城墙的十万银子挪过来用。银子兑了现,官勇们操练都有劲。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营规:每天五更三点放炮,闻炮即起,夜晚每营派十人巡逻;黎明演早操,营官、哨官必须亲自到场;午刻点名一次;日斜时演晚操,二更前点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本人亲到演武坪监督操练,并训话。从早到晚,每天演武坪尘土飞扬,杀声不绝,衡州城里的百姓都奇怪,这是哪来的一支人马,操练如此认真、勤勉?年长的记得,这块荒芜的演武坪,已经几十年没有吃粮的人在上面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