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流离朝廷:“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大凡开国帝王,都会有不同于常人的传奇,人们由此对他们“真命天子”的身份确信不疑,赵构也不例外。南宋民间流传着“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赵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说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时,夜宿崔府君庙,梦神人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

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历史上确有其事。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已经攻至开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传说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在金营被软禁了20余天后,幸运降临到了赵构的头上。金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其遣返,而不是像故事中那样,押着赵构北上,所以赵构根本无须逃跑。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另一说为南宋初年,赵构已经即位,朝廷迁到扬州,金兵大举南下,前锋即将攻到扬州城下,赵构事先没有得到战报,此时闻讯,连夜仓皇出逃。他怕追兵赶上,藏匿在江边神祠内,月光下忽然发现祠中泥塑马动了起来,于是乘骑此马渡过长江,逃到了杭州。

和前一个版本相比,后一个版本的真实成分似乎更大一些,除了紧扣故事主题的“泥马渡江情”节外,其他情节都有据可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金人得知赵构重建赵氏政权,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金朝分兵攻宋。高宗内心惟恐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建炎三年二月,宗翰派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乍闻战报,慌忙带领少数随从乘马出城,急驰至瓜洲渡江逃跑。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宋代楼船其实,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前者为即位前,后者为即位后。传说固然都是些杜撰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泥马渡江”故事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正显示出赵构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时期内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即位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赵构和大臣在寒冷的旷野中烧柴温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发生兵变。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因不满宦官的胡作非为,包围行宫,诛杀宦官,胁迫高宗让位于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历时两月,后由韩世忠起兵平叛,高宗复辟。仅仅过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扑宋廷所在地杭州而来。高宗退无可退,只得入海避敌,在温州沿海漂泊了4个月之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一次,高宗饥饿难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备,只好以5枚炊饼进献,赵构居然连吃了三枚半,原本养尊处优的他方才真切地体味到饥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磨砺出赵构坚韧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经在金营作人质的经历,让赵构亲眼目睹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当想起,他还心有余悸。他抛弃了父兄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朝允许黄天荡之役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朝称臣。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之态跃然纸上。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骑兵作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东北70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8000人的兵力包围10万金兵。双方相持48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兀术大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岳飞所部阻击,又被打败,岳飞收复建康。金军此后再也不敢渡江。

建炎四年四月,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相比之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临安(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大大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又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来,杭州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它对于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高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二年(1132),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