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倜傥豁达任情真率——太原起义前的李渊


李渊,史书记载,“其先陕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李暠)七代孙也,”也纯属瞎认祖宗,胡说八道,所援引的数代“爷爷”,名字全为史臣瞎编。李渊到祖父一辈才混出名辈,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大名鼎鼎的李虎,官至左仆射,封陇西郡公。

当时宇文泰赐李虎鲜卑姓“大野氏”,所以,李虎又名大野虎,幸亏老哥们的名字不叫“鸡”什么的。李虎之兄名起豆,其弟名乞豆,可见李虎原名也可能是叫什么“豆”的鲜卑名。李渊生母,乃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与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亲姐妹。李渊正妻窦氏,是窦毅之女,这位窦毅原姓纥豆陵,百分百鲜卑人。可见,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皆是汉与鲜卑的混血。李世民正皇后长孙氏,原姓拓跋,也是纯粹的鲜卑人,因此,李唐王室,与鲜卑实实结下不解之缘。

李渊的籍贯,确切说应是在武川(现呼和浩特以北)。据清人赵翼钩沉,武川这个地方是“龙气”聚集地,北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秦四世祖、杨坚五世祖、李渊五世祖皆以此为家,“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北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奇怪的是,南朝的宋帝刘裕、齐帝萧道成、梁帝萧衍三人,分别生于京口、南兰陵、吴兴,相距不过数百里,抑或那一带也是虎踞龙盘之所?由此,西魏而后的执政集团多为武川镇出身为主的军阀势力,即陈寅恪所谓的“关陇集团”。这些人相互通婚,结拜兄弟,逐渐衍发成名噪一时的政治集团势力。西魏的“八柱国大将军”中,宇文泰、李虎、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五人皆出自武川,而当时,日后成为隋文帝的杨坚之父杨忠官职还不如李虎高,只位列“大将军”而非“柱国大将军”。

北周篡西魏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李渊之父李暎袭唐国公,做过北周的安州总管。李曀朗保李渊年仅七岁,袭封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入隋后,因姨母是隋文帝皇后独孤氏,“特见亲爱”,累任大州剌史。

炀帝继位,李渊在地方和中央都作过宫,“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又多结纳豪杰。炀帝征高丽,李渊在怀远镇督粮;杨玄感造反,李渊坐镇弘化,统率“关右诸军事”。

隋炀帝晚年多猜忌,一次,他下诏征这位表兄入见,李渊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李渊有个外甥女王氏为炀帝妃子,一次被御幸时,杨广问王氏:“你舅舅这次怎么没来拜见我?”王氏回言李渊有疾未至。炀帝若有所思,说:“这次他能病死吗?”

消息传至李渊耳里,可把这位爷吓得不轻,“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其实,也是隋炀帝不是特别“惦记”他,否则,正好以其“秽迹”来治罪。

隋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李渊很是出力,派李世民等人驰救。逃出生天后,杨广觉得这位大表哥还不赖,便下诏李渊统领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在北方防备突厥的入侵。

边塞虏劲,贼人众多,李渊起先还真不愿意前去。帝命难违,他也只得硬着头皮出发。到了马邑,李渊与王仁恭合兵一处,总共不够五千人马。盼了半天,王仁恭看见李渊才带这么少的人来,心中愈加恐惧,深怕突厥大军来袭,马邑不保。

李渊分析形势后,内心已定,他对王仁恭说:“突厥人的长处,在于他们熟谙骑射战斗。这些蛮族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本性喜于劫掠,得胜大抢,败也不惭,所以,突厥人并无我们大隋军队警夜巡昼的辛苦,也无军储馈粮的消耗。如果稳扎稳打,按照常理与他们列阵交锋,我们根本胜不了敌方。现在,我们应学习突厥人的战法,以己仿彼,然后找机会给他们以致命性打击。”

众人深觉李渊之言有理。于是,隋军简选出精于骑射的兵士两千多人,“饮食居止,一如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平时,这帮“仿突厥兵”见到真正的突厥小股部队,“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突厥人遇见这些汉人兵士,心里也很发毛。

李渊尤其善射,“每见飞禽走兽,发无不中”。突厥大股部队数次邂逅李渊带队的隋军,“咸谓似其所为,疑其部落”,总觉是自己人穿了隋军军装,常常犹豫再三,最终皆“不敢战而去。”如此数次,隋军兵士的自信心也增势了不少,“众心乃安,咸思奋击。”

李渊见火候差不多,隋军欲战,突厥生畏,便趁一次与突厥主力相逢,“纵兵击而大破之,斩首数百千级。”“突厥丧胆,深服帝(李渊)之能兵,以其所部,不敢南入。”可见,李渊出手不凡,是文武全才的人物。

大业十三年,隋炀帝下敕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并遣亲信王威、高君雅任李渊的副手,一来助力,二来可以监视李渊。当时的太原附近有不少贼众,最强的一支号称“历山飞众,”于上党、西河一带屡败官军,致使道路隔绝,隋朝军将与之争锋,丧命不少。

李渊初到任,正好拿这伙人立威,便率五千多人出城讨伐。到了河西雀鼠谷口,两军相遇。看见对方有两万多人,隋兵隋将皆生怯意。李渊从容不畏,对王威讲:“这些人起自盗贼,习惯贪财。近来又屡屡获手,骄心满溢,我们以智心筹谋,定能胜敌。所忧不战,战必克之。”于是,李渊把隋军分为二阵,以老弱残兵居中,多张旗帜,大集辎重;以平日心腹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为小队。此时,隋军上下,皆不知这位皇帝大表哥到底要干什么。敌军散列横阵,绵延十几里,步步逼近。

临战,李渊又派王威“领大阵居前,旌旗从之。”对方看见师旗居前,认为是主将所在,纷纷调集最精锐部队,一齐呐喊向王威杀来。王威暗叫倒霉,跨下马却鞭打不动,吓得他一头栽下,几为贼众生擒。

看见阵中遍是粮草辎重,贼军欢喜,个个跳下战马抢取值钱东西。此时,一旁观斗的李渊“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因而纵击,所向摧陷,斩级获生,不可胜数……”经此一战,李渊在太原落稳脚跟。

后来,突厥人知道李渊回到太原,马邑只有王仁恭等人,便放开胆子又来入侵。隋炀帝闻讯,下诏派太原副留守高君雅率兵前往马邑,与王仁恭共抵突厥。王仁恭先前跟随李渊与突厥打过几仗均得胜,胆子变大,不听李渊让他坚守不出的指令,也想得胜立威,不料出兵即败,损兵折将。

隋炀帝人虽在江都,仍有人上告李渊、王仁恭不积极备战,“纵虏为患。”杨广大怒,派出“司直驰驿,”到太原把李渊抓了起来,关进监牢,并准备斩掉王仁恭。

当时,李渊长子建成不在身边,只有二儿子李世民在城内。小伙子性急,泣求父亲赶紧造反。李渊老姜,知悉时机还未成熟,便大讲“天命”,劝李世民不要太急于起兵。果然,不久就有炀帝诏使驰至,宣布释放李渊与王仁恭,命其依旧“校检旧部”。当时天下大乱,盗贼蜂起,“信使行人,无能自达,”惟独炀帝这一介下赦免令的使臣一路上“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众人都发叹异。

李渊听闻御使至,也是大惊。听到赦免令,仰天而笑,说,“此后余年,实为天付。”由此,老英雄也下了必反之心,只是要发未发之际,多怀逡巡犹豫之心。

推动李渊最终兴兵造反的,除李世民外,关键要属刘文静与裴寂二人。

刘文静,字肇仁,“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时为晋阳令;裴寂,字玄真,“疏眉目,美姿容,”时为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这两个人一处为官,相知甚洽,结为好友。一夜,哥俩赌钱饮酒,裴寂遥见城外烽火,凄然长叹:“遭逢乱世,家道屡空,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刘文静笑道:“世途如此,时事可知。我们二人相扶相倚,还怕不发达吗!”

李渊入太原,刘、裴二人暗中观察,见其“有四方之志”,便起劲巴结这位英雄。特别是刘文静,慧眼识人,认为李世民“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天纵之才。”裴寂起初不信。后来,李世民与这位裴大叔假装赌钱,输给对方数百万,高兴之余,裴寂“大喜,每日与太宗(李世民)游。”李世民趁机把大计告诉裴寂,裴寂马上允诺“共举大事”。不久,刘文静倒霉,坐与李密(瓦岗那位爷)连婚,被炀帝下诏关入太原监狱。

李世民潜入牢中,与刘文静深谈。“天下大乱,唐公若能兴兵一起,乘虚入关,不到半年,帝业可成!”一见面,刘文静就劝李世民。

李世民大喜,笑道:“君言正和人意。”于是,他想方设法把刘文静先“弄出来,”然后四处部署,伺机欲发。但是,不知父亲葫芦里卖什么药,李世民也不敢轻易动手。

刘文静诈称得隋炀帝手赦,大发兵民,以伐辽东为辞,致使“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眼看水已经搅浑,刘文静又逼裴寂赶紧鼓捣李渊起兵,并威胁说:“您身为晋阳宫监,却把宫中美人送给唐公享用,此事传出,您与唐公哪个也活不了啊!”

大惧之下,裴寂“屡促高祖(李渊)起兵。”

恰巧,马邑人刘武周结众为盗,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诱引突厥兵马,准备向太原挺进。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借此机会,大发库金,分散府物,四处招兵买马。而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炀帝心腹,闻讯起疑,获悉李渊父子异动,一合计,便想以到晋祠祈祷为名,把李渊诱至其地拘捕,一网打尽。

关键时刻,“吉人自有天相”。晋阳有个叫刘龙的土豪乡长,通过裴寂与李渊相识。李渊贵为帝亲,与这么一个“副科级”的财主也一见如故,喝酒吃肉,豪赌打炮。刘龙这种卑贱出身的“微细”之人,自然心中感激涕零,觉得李渊很给自己面子。同时,由于刘龙有钱,与副留守高君雅关系也不错。高君雅想“办掉”李渊,饮酒之际,自然就不拿刘龙当外人,把己谋全盘告之。刘龙出高君雅府门,一溜烟直奔李渊宅邸,“具以启闻”。

心惊肉跳之余,李渊表面镇静,对刘龙说:“您能以此事相告,深有至诚。请不要再对别人说,我自有安排。”同时,李渊暗下决心,不反也得反。

大业十三年农历五月丙寅清晨,李渊“恶人先告状”,大集僚属,声言高君雅、王威两人引突厥入寇,先发制人,当众逮捕了两人,送入监牢。两人叫苦不迭,直悔动手过晚。

更绝的是,过了两天,果然有“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纵入城郭北门,取东门而出。”李渊也不畏惧,派先前招降的贼师王康达出城埋伏。王康达等人习惯了抢略,突厥军队过了一半,中有缺停,王康达以为是队尾,忽然跳出,准备抢马。不断,后队突厥包抄,前队突厥掉头,前后夹击,把这批“新附军”包了饺子。太原城内居民,一恨高君雅、王威“引狼入室”,二畏突厥兵马强盛,三惊城内军兵众多,忧恐之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李渊周围。

李渊指挥若定。他派遣小股部队连夜偷偷出城,占据险要之地,然后,又让这些人白天大张旗鼓,大呼入城,给突厥人造成“援军不断”的假象。同时,他还嘱诫军士,遇突厥兵,“恃险勿战”,敌退勿追,使敌人“莫测”太原守将到底要干什么。

《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突厥各队首领互相嘀咕:“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前来马邑,大胜我辈。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不如早去,留必取死!”于是,突厥人连夜遁逃。这些记载,完全是温大雅唬弄人。真正原因,一是突厥人在城外抄掠已足,急于回去享用“战利品”;二是李渊亲自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写信,称臣装孙子,并表示“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突厥人无远谋,又贪宝物,太原城坚,难以一时攻破,自然得了大便宜就走。李渊为自己脸上涂粉,向众人讲他是“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表示他是为了民众利益才如此“屈尊俯就”。

解除了突厥人“背后一刀”的最大危胁,处死了王威、高君雅两个“肉中刺”,李渊父子于七月份开始正式兴兵,托以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王为名,宣布废掉炀帝,立代王杨侑为帝。代王杨郁是隋炀帝亡故的元德太子杨昭之子,当时才十三岁,人又在长安,所以,李渊明显是掩耳盗铃,不过当时天下人皆争逐帝座,也没人真站出来和他在这方面较真。

突厥人听闻李渊反隋,也派柱国康鞘利等带数千匹好马赶来。李渊演戏很投入、逼真,以臣礼跪受始毕可汗书信,又大赠使臣金银美女。同时,李渊心机很深,知道突厥人所携马匹不是无偿赠送,而是要用钱购买,便只捡上等好马,购买其中一半的马匹。

起义人众见李渊如此,以为主将惜钱,便纷纷自告奋勇,要自己出钱出物换购其余马匹。李渊阻止,意味深长地劝告说:“突厥人的马象羊一样多,陆续有来,恐怕到时你们买也买不尽。胡人贪财,我们不要暴露自己有钱,现在买少量的马,表示我们很穷,也不要急需战马,如此,才能稍稍抑制这些胡人的贪心。”此外,他还诫谕出使突厥的刘文静:“突厥人派兵前战,只可收纳数百骑即可,拿他们当幌子吓唬一下隋军,此外,借胡人援军,可阻止刘武周与胡人联军政打我们。如果突厥人马众多,百姓绝无生存之理,抢掠劫杀,会造成大祸。”可以想见,李渊还真不是倚仗狼势的卖国贼,不愧是老到深谋的政治家。为此,一直跟随他左右的温大雅充满崇敬地回忆:

“帝(李渊)素怀济世之心志,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乘风,咸思托附……”

李家之所以能化家为国,究其实,李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