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春正月，虚弱不堪的唐德宗在宫内的病榻上接受诸王、亲戚朝贺。人来人往，拜舞不休。眯着昏花的老眼，德宗力挺老衰残躯，竭力四顾张望，就是不见太子李诵来贺。一问，宦官小心翼翼地告知：“太子有疾。”
本来就病入膏肓的唐德宗闻言，“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屋漏偏遭连雨。自己马上撤手而去，皇储眼看也要灯尽油干，老皇帝急忧苦恨，一齐攻心。几天后，唐德宗就“崩”了，时年六十四。
大臣卫次公、郑絪等人宣遗诏，一身孝服的皇太子李诵被众人搀扶，于宣政殿继位，是为唐顺宗。看见一个穿穿大白孝袍的人歪歪斜斜地半倚半躺在龙椅上，禁卫军将士不少人将信将疑。众人在殿外踮脚窥视，仔细打量一番，见座上人果然是李诵，大家喜极而泣，互相祝贺说：“真太子也！”
这位唐顺宗，在位仅一年就病死。虽然这个唐朝皇帝的名号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为帝时，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程异、韦执谊、陈谏、韩晔、凌准等人支持下，进行了所谓的“永贞革新”。此次急功进利的改革非常短命，仅仅持续短短146天。“永贞革新”，改革内容看上去不错：削减宦官兵权、裁撤冗官、免减百姓租赋、撤去“宫市”等等。由于上述内容无一不涉及当时“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领头的“二王”又属志大才疏、自以为是、偏躁寡恩之辈，“改革”很快就被太监俱文珍等人粉碎。
唐顺宗继位八个多月后，因病不能言语，退称“太上皇”，让位给儿子李纯――－唐宪宗。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者”，一般均无好下场。“二王”先被远贬，后均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被流放到荒远小州做司马，即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几位政治家一生坎坷蹭蹬，但中国文学史却增添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美、凄丽诗篇，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两人，佳作连连，如明珠美玉，熠熠闪光。“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诗人不幸诗坛幸。正是这样的失意、幽愤，才使得诗人写出那么多真切感人的绝妙好辞。
特别是刘禹锡，大才子自称是汉景帝儿子中山王刘胜的后代(其实是汉化的匈奴后代)。他被贬二十余年，老而弥健，熬死了唐朝五代皇帝，终年七十二。刘郎气锐，连白居易都钦推他为“诗豪”。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因病从苏州罢归，刘禹锡从和州罢归，两人相见于扬州，留下了两首感叹身世的千古名诗。白居易曰：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醉题刘二十八使君》）
刘禹锡酬合：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闻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身板不争气、又因误用庸人而时刻悔恨在心的的唐顺宗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唐顺宗永贞元年九月，诏立李纯为皇帝，顺宗自为“太上皇”。新皇帝刚刚“出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行军司马（参谋长）刘辟自称留后；不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因溵水大败，惧而入朝，唐廷迫令其“致仕”（大文豪余秋雨创造性地把“致仕”译为“当官”，实为“退休”）。不料，他的外甥杨惠琳拒不接纳朝廷派来的官员，上表称当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唐廷让他名正言顺地为霸一方。
宪宗初登大宝，还真忍了几个月。为了稳住刘辟，唐廷任他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军区常务副司令，未予正职）。至于夏绥方面，由于杨惠琳勒兵抵拒，宪宗先拿他开刀，下诏天德、河东两军进讨。河东节度使帐下阿跌光进、阿跌光颜（兄弟两皆是步落稽部落胡人，后赐姓李，即李光进、李光颜）勇猛善战，屡败杨惠琳叛军。不久，叛军窝里反，杨惠琳被手下军将所杀，“传首京师”，其时为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夏绥平定，是宪宗打击藩镇势力的首次告捷。
至此，唐宪宗把目光转向他刚一登基就向朝廷叫板的蜀地地头蛇刘辟。
剑南西川节度使原是韦皋。朱沘叛乱时，韦皋力挺唐廷，平叛有功，被当时唐德宗拜为大将军，加检校礼部尚书的荣衔。此后，他又多次打败吐蕃，深入敌界，捕虏甚多，因军功得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后，加韦皋检校太尉。当时，王叔文、王伾当政，韦皋派属下刘辟携大量金宝入京城“活动”。刘辟私谒王叔文，自恃有钱有兵又是藩镇官属，他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派我向您致意。如果您能让我掌领剑南三川之地，一定会予酬谢；如不留意，在下也不会忘怀”。听刘辟话里话外，含有威胁之意，时为唐顺宗心腹的王叔文大怒，差点杀掉刘辟。
刘辟逃回西川，添油加醋一说，韦皋恨王叔文入骨。他当即向顺宗、太子李纯各上表章。一方面他向顺宗直言应传位给太子，另一方面他又向当时为太子的宪宗“表忠心”，指斥王叔文、王伾乱权。“（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本来韦皋是派刘辟拉关系，见王叔文“不识抬举”，也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指斥王叔文等人“奸邪”。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朝权臣也奈何不了他韦皋。所以，宪宗能够及早继位，韦皋也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没多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韦皋就“薨”了。老韦专治蜀地二十一年，虽为唐朝藩属，实则土皇帝一个。但这韦皋是个政治老手，月月向朝廷进贡珍宝奇货，遍贿当朝大臣，又极其优待手下军士，“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如此巨大的开支由何而来，当然是加重赋敛，“卒致蜀土虚竭”。而且，韦皋属下的官吏皆是幕僚、私人，从不让这些人到京城作官，怕他们泄漏自己在蜀地专治跋扈的所作所为。所以，有样学样，韦皋一死，刘辟就向中央叫板，鼓掇“诸将（为刘辟）表请节钺”。
当时，唐廷“不许”，并派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前去接收蜀地。路上，唐廷又以袁滋任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回朝，给他一个“给事中”的官职。刘辟不受征召，“阻兵自守”。袁滋也是个软蛋，逗留“不敢进”。宪宗一怒之下，贬袁滋为吉州刺史。怒归怒，当时夏绥杨惠琳蠢蠢欲动，唐廷只能委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朝廷当然“不许”。
狂妄的刘辟胃口大得出奇，既然朝廷不予，他就来个“自取”，发大兵包围了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最终攻陷城池，活捉了同为一方节度使的李康，并以自己老友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刘辟出兵前，手下也有忠于朝廷的官属，推官林蕴便谏阻他，劝他不要和中央政府过不去。刘辟大怒，把林蕴关入大牢，并上演“假斩决”一幕，私下嘱咐刽子手不要真下刀，只拿大刀板在林蕴脖子上蹭。如果对方尿裤子腿软，就下令赦免他，一来立威，二来也留个“不妄杀”的好名。谁料，林蕴倔强，大骂刽子手：“王八蛋！要杀就杀，磨来磨去，把我脖子当磨刀石呀！”
刘辟见此，也发感慨，对左右说：“真忠烈之士也！”赦而不杀，黜为唐昌尉。
乍看刘辟如此胆大妄为，很可能以为这是个头脑简单、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错！刘辟，乃德宗贞元年间宏词登科的进士，真正的才子，出身士族，绝非脑后一根筋喊打喊杀的兵将痞子。由于他有文才吏干，才被韦皋辟为从事，累迁御史中丞、支度副使。在蜀地十多年，耳濡目染，深知中央政府无能，藩镇强悍，士族进士出身的刘辟也“近墨者黑”，新皇帝一上台他就敢和中央政府“示威”。
唐宪宗登基未久，深知兴兵讨伐乃军国大事，未可轻易尝试。但他心中着实恼恨藩镇跋扈，也想烧它三把火，树立皇威。“公卿议者亦以为蜀（地）险固难取，”宪宗本人进退两难。关键时刻，与刘辟一样同为宏辞科进士出身的大臣杜黄棠力排众议：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猖獗的白面书生，王师一出，兵不血刃，可以鼓行而进，一举擒之！昔日德宗深经忧患，对藩镇姑息太过。藩镇主师死亡，往往派遣中使到当地，依藩镇军将之意扶立新节度使，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朝廷本意授予。陛下果真想振举纲纪，应该以法度裁制藩镇，如此，天下可以得而理也”。
同时，杜黄棠还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为主师，并劝宪宗不要派宦官为监军以沮军。
高崇文，其祖上为渤海人，“朴厚寡言”，此人于幽州出生，很可能是北齐高氏的一只远脉。贞元年间，他随韩全义镇长武，曾以三千军在佛堂原大败五万吐蕃悍军，因军功迁兼御史中丞。虽如此，当时宿将功臣众多，人人自忖将被任命为征蜀主师。正是因为有杜黄棠这个“伯乐”，高崇文才一鸣惊人，脱颖而出，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统兵五千，立时于长武城出兵。
高崇文军法严明，军队行至兴元，有兵士吃饭时与途人吵架，撅折了对方的筷子，被高大将军立刻处斩以徇军。
唐朝的山南西道节度使先拔头筹，攻拔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擒斩刘辟所署的刺史文德昭，蜀地门户已被撕开。高崇文精骑迅猛，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直扑梓州（今四川三台），刘辟守将连交手也没有，弃城而逃。唐军占领梓州。
刘辟军败心虚，忙放回先前被他“俘虏”的东川节度使李康，派人交还给高崇文，想籍此自雪其罪。李节度使蓬头垢面，自以为绝处逢生。他进入梓州唐军大营，正想坐下喝口水喘喘气，猛听高崇文一声大喝：“败军失守，有何面目活着。推出去斩了！”凇人碰上大钢刀，也只能自认倒霉。
唐廷为了更得高崇文一部军将死力，就以他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由此，高崇文也成为一方诸候。
刘辟眼见已军连败，又悔又急，忙派人在成都以北一百五十里以外的鹿头山（今四川德阳县）筑城，扼住咽喉要道，筑起八道栅阻抵，“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高崇文诸军勇猛，在鹿头城下破敌二万余，只是因为当时大雨如注，城墙湿滑，唐军才没能即时登城。转天一大早，高崇文帐下骁将高霞寓亲自击鼓助威，首先攻下鹿头城以东的据点万胜堆，“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凡此，八战皆捷，蜀军丧胆，而且唐军凭高据险，“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九月，阿跌光颜（李光颜）由于路途险阻，比规定时间晚到了一天。这位勇将深知高崇文喜欢诛杀大将以立威，“惧诛，乃深入以自赎”，就冒险突进至鹿头西大河之口，切断刘辟贼军粮道，“贼大骇”。打仗打的就是补给，尤其是守卫战。粮食一断，再怎么坚强也是垂死挣扎。唐军名正言顺，又是“王师”，于是，镇守绵江栅的李文悦先带三千人投诚。很快，鹿头城守将仇良辅率二万将士投降，这些人互相比着看谁投降带来的人多。“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
鹿头城洞开，德阳等县城虽早先被刘辟安插以重兵，至此皆无心争战，“莫不望旗率服，师不留行”。
至此，刘辟才知自己牛逼过头，惹出大祸，慌忙之中，他仅带数十骑往吐蕃方向奔逃，唐军猛追。眼见插翅难飞，刘辟一急，想投江自尽。唐军骑将鹂定也是浪里白条一个，纵身跃入岷江，把刘辟从水中抓捞而起，“擒于涌湍之中”。浑身上下大锁链，这位诸侯变成了“猪猴”。
高崇文入城都，“军令严肃，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至此，西川平定。夏绥乱平，还是因为内部军将窝里反；西川克捷，是唐军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高崇文因军功，制援检校司空，封南平郡王。这位大将禀性忠厚，又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谘禀之繁，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扞边戍”，自己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完全是一个唐朝孔繁森。元和二年，唐廷下制，加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庆三州节度使。此时的高大将军，“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而自随，蜀都一罄，”竟然在临行时把成都搬了个底掉。当然，唐廷对此“视而不见”，只要藩镇“忠心”，财物皆是小事一桩。
高崇文大节不亏，在边疆“大修戒备”，威震一方。元和四年，他病死于军，时年六十四；而推荐他的“伯乐”杜黄棠，先他一年也病死，年七十一。可笑的是，杜黄棠死后“贿赂事发”，有司查出他生前曾受高崇文钱四万五千贯。宪宗还算厚道，“全始终之恩”，连贿钱也不追索，并释放了杜黄棠被押入大牢的儿子。
刘辟初被擒，一路上严押于槛车之中，“饮食自若，以为不当死”。数十年来，藩镇说乱就乱，说反就反，唐廷一会削官，一会“平反”，双方总是互相找台阶，刘辟因此觉得自己大不了入朝被削官，顶不顺也被做个平民富家翁。一直到了长安近郊的临皋驿，忽然有神策禁军士兵前来，连脖带脚把刘辟捆个严严实实。刘辟大感不妙，惊言：“何至如是！”
一路连踢带打牵入兴安楼下，刘辟被兵士踹跪于地，伏听诏命：“刘辟生于士族，敢蓄枭心，驱劫蜀人，拒扞王命……刘辟及其子刘超郞等九人，并处斩！”
临死，刘辟还张口强辩：“臣不敢反，是军校为恶，为臣不能禁制。”
高坐于兴安楼上的唐宪宗命宦官责斥：“朕遣中使送旌节官告，何敢不受！”
刘辟无言。这位进士诸侯，只得自叹命苦，遇上宪宗这位英明天子，首当其冲被当成吓猴的鸡。
唐宪宗初即位，不仅武功有成，还注意纳谏取士，元稹、白居易二人均在元和元年进入朝廷。尤其是元稹，数上谏书，力陈时弊，“上（宪宗）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和天子开门红，唐廷上下，一派大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