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第一章 起义兵秦王破阵(2)


2、主角还是配角—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

隋朝炀帝大业末年,外与高丽的战争欲罢不能,内则民众困乏,已是水深火热。当此之时,国内危机四伏,群贼蜂起,帝国形势一泻千里。风云骤变间,太原留守李渊亦被推到了举旗起兵的反路上。

正史载,在隋炀帝南巡江淮、李密威逼东都的情势下,李世民与刘文静首谋起兵,以告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形势,亦不得不勉强从之。

实际上,这一记载并不完全可信。这是一个历史谜团。李世民后来做了皇帝,而得位不很光明正大,所以人们便怀疑他在开国的历史纪录中做了手脚,有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建立开国伟业之君的形象。事实到底如何?后来他自称年十八举义兵,是否也是一种有意的时间误导?

大约在大业十一年(615)底,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至十三年(617)建大将军府,引温大雅到其大将军府为记室参军,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乃李渊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记载。据其书所载,早在大业九年(613),李渊与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论时事”,是其心生反隋之念的最早迹象。不久隋炀帝的大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反隋,时李渊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兵,其妻兄窦抗劝他起兵,李渊以时机尚不成熟而未从。

杨玄感起兵被平息后,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由地方性的叛乱而迅速扩展到全国。大业九年(613)鱼俱罗处斩,大业十年(614)董纯处斩,二人皆隋炀帝宿将。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以李浑门族强盛,又因一句“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李浑及其宗族32人。李渊处于和李浑等人相似的处境,夏侯端又劝他起兵,李渊深然其言。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开表露。他在等待时机。

大业十二年(616)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派人囚捕李渊,李渊对李世民道:“隋朝气数将尽,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该现在起兵,只是你们三兄弟尚未聚集。”当时长子建成、四子元吉尚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也许是天助李渊,或许是考虑到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炀帝既而下令赦免李渊。

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奇妙。不过,事已至此,李渊也别无选择。于是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二兄弟皆卑身下士,招揽人才。紧接着建成、元吉和李渊之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让晋阳县令刘文静诈为隋炀帝敕书,于太原、雁门、马邑诸郡征兵。二月,趁叛隋而起的刘武周南下进据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李渊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

问题是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角色,自然成为李渊起兵的障碍。这年夏天,李渊借口此二人勾结突厥,杀之。

突厥,是当时称雄漠北的马背上帝国。隋末的许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称臣,如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等。一方面,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渊也选择了对突厥的拉拢政策,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所用的联络人是晋阳令刘文静。

李渊起兵,势不可挡。而不识时务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县)丞高德儒坚决反对。六月甲申,李渊命建成、世民两兄弟攻打西河,又命太史令温大有同行。临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我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兴兵大业的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言语之间,对两个年少儿子并未完全放心,却也满怀期望。一句“当以此行卜之”,可见李渊对这一行动的重视。

李建成、李世民所带兵士,多是新近所募集,尚未得到训练。这样的军队,显然难称精锐。其可用者,必得高昂的士气和上下同心的凝聚力才行。建成、世民无愧于将门之后。两兄弟与众人同甘共苦,遇敌则身先士卒,甚能激励将士。又同时严肃军纪,可谓既赢得军心又赢得民心。

西河城下,高德儒固守。进攻,激烈交战。己丑日,西河城破,执高德儒,带至军门,斩之。杀一人已足够。当时正急需用人之际,既胜,能安抚则安抚之。于是令其余不杀一人,又严格管束军士,入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使复旧业。号令所及,兵民闻之大悦。

事定,返还晋阳。自发兵至返回,前后九日而已。李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用兵,足可横行天下!”

按虚岁算,此时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皆是活力四射、矫健勇武。李渊看着两个年轻的儿子,心底漾起一股骄傲和自信。在父亲肯定和赞许的目光中,建成和世民会意,心中充溢着满足和自信!

时机成熟。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元吉年方十五。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杂用绛白(因称臣于突厥,故旗帜上杂用突厥之白色),开向关中。同时发布檄文,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领阿史那大奈率众配合李渊南下。

李家旗帜,响铮铮竖了起来。

真可谓数年经营,一朝举旗。用王夫之《读通鉴论》的话说,“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是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当无疑问。

至于正史记载之背离事实,是李世民有意为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由次子而入继大统,这种行动不合乎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篡改史实。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事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的作用。又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李世民改写历史的努力结果,是五代修《旧唐书》,北宋修《新唐书》,皆为其误导,而《资治通鉴》亦巧妙地延续了两书的主要结论。

所幸《大唐创业起居注》得以保存下来了,使我们今日可找回历史之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