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第30章 惨兮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自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两军开始“内战”,一直到李思齐、貊高、王保保等人在晋地厮杀,整整八年过去,元朝的正规军与杂牌军一直在北方相互绞缠,杀得你死我活。正是由于这样,江南的朱元璋才能从容放开手脚,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人。除江南地区外,湖南和两广也尽入朱元璋手中。

在北方元军诸部人脑子打成猪脑子自相残杀正酣时,至正二十七年底,朱元璋正式开始了北伐。这位要饭花子出身的爷们儿很有远略,他并不主张直捣大都,而是这样向诸将布置: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于是,明军(两个多月后的至正二十八年即“洪武元年”即1368年正月朱元璋才建立“大明”,此时应称为“南军”)二十五万人,由徐达和常遇春率领,浩浩荡荡杀向北方。

果然,一切皆按朱皇帝先前布置施行,明军所至皆克,迅速逼向大都。

眼见国家危亡在即,元顺帝下诏重新强调皇太子“总天下兵马的威权”,诏谕诸将,作了一番垂死挣扎而又详尽的“战略部署”:“复命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具如前诏。”

王保保接诏,并未遵诏而行,而是向云中(今山西大同)方向进发。其帐下将有不少狐疑,问:“丞相您率帅勤王,应该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在河间的也速一军合并,如此可以截阻南军(明军)。如果出云中,再转大都,迂途千里,这怎么能行?”王保保还敷衍:“我悄悄提军从紫荆关入袭,出其不意,有什么不好?”倒是他身边谋士孙恒一语挑明:“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现在事急,又诏令我们勤王。我们驻军云中,正是想坐观成败!”进言者听此话,只得默然。

可见,大都元廷急上房,王保保仍持坐观态度,元军其余诸部可以推想。

很快,明军打到通州。元朝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像条汉子,出兵力战,兵败被杀。

眼看大都不守,元顺帝在清宁殿招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人,商议出京北逃。左丞相失烈门等人谏劝,一名名叫赵伯颜不花的太监更是叩头哀嚎:“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在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卫士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

顺帝已经吓破胆,当然不听。1368年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间,元顺帝最后看了一眼元宫的正殿“大明殿”,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即率皇后、皇太子等人开健德门,出居庸关,逃往上都方向。八月三日,明军攻入大都城,元朝灭亡。

元朝的宫殿正殿,名字就叫“大明殿”,元顺帝临行前看着那三个字,肯定和我们后人想的一样:莫非这是“大明”取代“大元”的象征?其实,如同“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语一样,元朝的“大明殿”也是出自《易经》乾卦的彖辞:“大明始终”;元顺帝逃走时所经的“健德门”,出自乾卦彖辞:“天行健”;厚载门出自坤卦“坤厚载物”;咸宁殿出自乾卦“万国咸宁”,等等,大多是根据《易经》为宫殿和宫门起的名字,至于日后与“大明”暗合,也是小概率的巧合吧。

元顺帝在一年多后因患痢疾病死,终年五十一,蒙古人自己上其庙号为“惠宗”,他之所以被称为元顺帝,是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

元顺帝遁走,徐达上《平胡表》给朱皇帝:

惟彼元氏,起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率群胡而崛起。以犬羊以干天纪,以夷狄以乱华风,崇编发而章服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理。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而招荒亡,昧于竞业;作技巧而肆淫虐,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兵布寰宇,毒布中原。镇戍溃而土崩,禁旅颓而瓦解,君臣相顾而穷迫,父子乃谋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指徐达自己)与(常)遇春等,已于八月二日,勒兵入其都城。

百年汉族郁结之气,竟能在这一篇表章中一泄而出。

明朝历史学家权衡对元顺帝有过特别恰当的评价,以往治元史者皆未注意他的看法,现摘录于下:

(顺)帝在位三十六年,当元统至元间(顺帝前期两个年号),帝受制(于)权臣,(权臣)相继或死或诛。帝恐惧之心驰,而宽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后,复兴科举,行太庙,时享赐高年之帛(敬老),益蜀免天下民租,选儒臣欧阳元等讲《五经》、《四书》,译《贞观政要》,出厚载门耕籍田(不忘天下农耕之辛苦),礼服祀南郊(敬天顺人),立常平仓,因水旱盗贼下诏罪己(能自我批评),尽蠲被灾者田租。又命使(臣)宣抚十道,凡此皆宽平之心所为者也。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推论“根脚”。其余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其实汉人贺惟一不在内);居纠弹之首者(指御史大夫),又“根脚人”;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指非蒙古、色目出身的汉人),俱不得与其政事。所谓“根脚人”者,徒能生长富贵,脔膻拥毳,素无学问。(这些人)内无侍从台阁之贤,外无论思献纳之彦。是以四海之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皆相率而听(从)夫(那些)脔膻拥毳、饱食暖衣腥膻之徒。使之(这些人)坐廊庙、据枢轴,以进天下无籍之徒。呜呼,是安得不败哉!……向使庚申帝(元顺帝,他生于庚申年,即延祐七年)持其心常如至正(年号)之初,则终保天下,何至于远遁而为亡虏哉!

后人言及元顺帝,皆津津乐道其“大喜乐”的房中丑事及爱木工技术的“不务正业”,似乎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只是“荒唐”和“昏愚”。为此,权衡也不大以为然:

庚申帝(顺帝)岂昏愚者哉!观其欲杀是人也,未尝不假(借)手于人。外为不得已之状,内实行其欲杀之志。其问甲,则曰乙与汝甚不许也;问乙,则曰甲与汝甚不许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则谓甲曰,乙尝欲图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则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倒霉蛋)则曰此权臣杀我也;小民死,则曰此割据弄兵杀我也。人虽至于死,未尝有归怨之(元顺帝)者,(这种情况)岂昏愚者所能为之哉!或又曰:庚申帝(顺帝)以优柔不断失天下,(此说)亦非也。庚申帝岂优柔不断者哉!自至正改元以来,凡权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顺帝)前后至杀一品大官者凡五百余人,皆出(其)指顾之间,而未尝有悔杀之意,此岂优柔不断者所能哉!

分析了元顺帝并非因荒唐或优柔寡断失天下以后,权衡一针见血指出了这位末代帝王最大的性格特点:“然则(顺帝)竟何以失天下者,曰由其阴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阳刚之德,总揽阳刚之权者为能居之。若操阴毒之性者,适足以亡天下耳!”

当然,元朝灭亡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但元顺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本性中的“阴毒”特质,当时及后世研究者罕有提及。

蒙古人作于十七世纪的《黄金史纲》中,有一首非常抒情的诗歌,表达了他们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

以诸色珍宝建造的纯朴优美的大都,

先可汗们的夏营之所,我的上都沙拉塔拉,

凉爽宜人的开平上都,

温暖美丽的我的大都,

丁卯年失陷的我可爱的大都,

清晨登高眺望,烟霞飘渺。

乌哈噶图可汗我(元顺帝)御前曾有拉哈、伊巴呼二人

[虽曾]识破,但却放弃了可爱的大都,

生性愚昧的那颜们都各自回跑到自己的领地。

我哭也枉然,我好比遗落在营盘的红牛犊。

以各种技巧建立的八面白塔,

宣扬大国威仪以九宝装饰的我的大都城,

宣扬四十万蒙古声威的四方四隅的大都城,

恰在弘扬佛法之际,因昏愦而失去可爱的大都,在我的名声之下。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我的可爱的大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未纳拉哈、伊巴呼二人之言,乃我应受的报应。

把神明所建的行宫,

把忽必烈薛禅可汗避暑的开平上都,

统通失降于汉家之众;

贪婪的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图可汗了。

把众民所建的玉宝大都,

把临幸过冬的可爱的大都,

一齐失陷于汉家之众;

凶暴的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国可汗了。

把巧营妙建的宝玉大都,

把巡幸过夏的开平上都,

遗误而失陷于汉家之众;

流亡之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可汗了。

把可汗国主经营的大国威仪,

把灵妙薛禅可汗所造的可爱的大都,

把普天之下供奉的锅撑宝藏之城,

尽皆攻陷于汉家之众;

把可爱的大都,把可汗上天之子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把一切佛的化身薛禅可汗的殿堂,

由一切菩萨的化身乌哈噶图可汗以可汗上天之命而失掉了,

把可爱的大都。

把可汗国主的玉宝之印褪在袖里出走了,

从全部敌人当中冲杀出动了。

不花贴木儿丞相突破重围,

愿汗主的黄金家族当受汗位,千秋万代!

因不慎而沦陷了可爱的大都,

当离开宫殿时遗落了经法宝卷,

愿光明众菩萨垂鉴于后世,

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