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血时代》梁武帝的统治时代


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六月八日,刚刚称帝二年多的梁武帝以帝王之尊,亲自在重云殿讲佛法。忽然,一位名叫志公的大和尚“起舞歌乐,须臾悲泣”,口赋五言诗:

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
佞臣作欺妄,贼臣灭君子。若不信吾语,龙时侯贼起。
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

当时,在座的武帝、众大臣、僧徒皆如坠云雾,摸不着头脑,均以为这位大和尚忽发狂癫。孰料,四十多年后,志公和尚的预言一一验现:“乐哉三十余”,是指萧衍为帝时年仅三十八。“悲哉五十里”,是指梁朝大约享国五十年左右,萧衍本人为帝就四十八年,近五十年。“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萧衍八十三岁时,侯景在悬瓠上表请降,其地正属“子地”。“佞臣作欺妄”,萧衍听信奸臣朱异之言,纳侯景之降。“龙时侯贼起”,戊辰龙年,侯景叛乱,最终使梁武帝饿死台城,“衔悲不见喜”。

上述记载见于《隋书·五行志》,从和尚诗意上看,似乎应该不是后人伪造,而且所预言之事,四十多年后几乎件件成验,比《推背图》中模棱两可的话可要“实在”得多。

公元501年,萧衍因其兄萧懿被齐东昏侯所杀,奋然兴兵,终于攻破建康,开基立业,于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萧衍三十八岁做皇帝,八十六岁饿死台城深宫,“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帝王现象。虽然萧衍死后他的子孙辈分别有三任皇帝,均是命祚短促,萧察更是小城国主,西魏拥立的傀儡,无论“正朔”与否,基本都算不上数。

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据说是汉代名相萧何之后,估计也是史臣拍帝王马屁,附会牵强乱认祖宗。

梁武帝继位后,把“禅位”给自己的齐和帝封为巴陵王。当时,齐国的宗室基本不用萧衍动手消灭,因为齐明帝和东昏侯基本把齐高祖和齐武帝的子孙杀了个干净。萧衍称帝前,就以齐和帝萧宝融的名义先杀掉了湘东王萧宝晊兄弟,后来又杀掉齐明帝剩余的几个儿子。由于他建国时正值壮年,用不着像刘裕和萧道成两个老头子那样有“日薄西山”的紧迫感,起先还真想把退位的少年齐和帝在南海郡养起来。他的高级谋士沈约缺德,劝他“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萧衍就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送给年仅十五的齐和帝一大块生金,逼他吞服自杀。已经“禅位”的齐和帝虽年少,风采不减帝王贵种,朗言说:“我死不需金,醇酒足矣。”郑伯禽一看废帝如此“配合”,也很高兴,便弄来一大坛美酒。少年人神情怡然,大碗大碗狂饮,很快就沉醉不省人事。郑伯禽上前,掐死了这位十五岁的龙种美少年。

虽杀戮齐明帝一支族属,萧衍对于前朝宗室还不算太残忍。萧道成一系的支属萧子恪兄弟十余人,均被授以清闲之官,活得好好的。其实,萧衍和南朝齐国还是同宗,不过宗属稍疏罢了,依辈份,萧衍之父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

南齐时代,萧衍本人也是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之一,所以,他的文学修养确是大家(另七位是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这几个人还“立骈文之鸿轨”,诗文开创南朝一代典范“永明体”,自是才高八斗之士。武功方面,萧衍盛壮之年也是军事天才,连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都说:“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但其晚年,昏聩怯懦,眼见侯景节节胜进,八十多岁的老翁,魄神全失,已经不是昔日奋起襄阳的那个萧衍了。

内政方面,萧衍一方面下达种种诏令优显士族高门,核实谱牒,严防冒袭;另一方面他一直重用寒素出身的士人,无论是早期的范云、沈约、徐勉,还是中后期的朱异、俞药等人,就连率七千兵士横行魏境的大将陈庆之,也是寒人出身。因此,在用人方面,为帝早期的萧衍应该是很有手腕的大政治家。

对外方面,公元506年,萧衍称帝没几年,曾派其六弟临川王萧宏在淮南与北魏对峙,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也”。至于萧宏,这位爷“长八尺,美须眉,宽和笃厚”,但打仗完全是个草包外行,一战即溃。507年,梁朝大将梁景宗等人倒是在钟离大败魏军,杀死魏兵十多万(多为淹死),生擒五万多。而且,此次战役“火攻计”还是萧衍直接授意,可见这位帝王壮年时期的军事天才如何了得。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北魏境内烽火纷起,六镇军人此起彼伏,葛荣起义号称百万于外,尔朱荣又擅权于内朝,梁朝趁机又向北拓展。

527年,梁将陈庆之在涡阳大败魏军。529年,陈庆之以送“魏王”元颢为名,率七千人“发自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百余年来,南兵能攻入洛阳,简直是前所未闻之奇事。关键时刻,萧衍犹疑,没能派大军继续深入魏境接应,白眼狼元颢又自立为帝,不久元颢和陈庆之一起双双被尔朱荣军队打得大败,元颢被杀,陈庆之一个人逃回建康。萧梁的巨大军事胜利,真可谓昙花一现。

当初,高欢逼走北魏孝武帝后,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为了牵制西魏,东魏方面主动向梁朝示好,双方互使不断。但是,高欢死后,侯景叛东魏,萧衍竟然对此人予以接纳,不仅仅破坏了与东魏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同时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南朝几代王朝的逐渐衰弱,实际上与北魏之乱一样,都是由于军人身份的持续低落引起。“士家”、“兵户”自魏晋以来,代代承袭,他们父子相承,不仅负担沉重的兵役,还要佃耕政府的土地交纳各种苛捐杂税,生活极端困苦,甚至连奴婢都不如。由于持续战争,兵士来源不仅越来越少,世家、方镇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冒隐起来的人员也日益增多。为了征兵,南朝政府就不得不重新想办法,从农村自耕农中征发“露户”、“役门”,由于主将贪暴,克扣粮食军饷,农兵逃亡,惩罚连带又重,致使许多农村自耕农相继破产丧家。如此,恶性循环,又造成了经济衰弱、公田变私、土地兼并严重、租调以外的杂调日益加重等一系列后果。最终,士气日益低落,战斗力越来越差。梁武帝晚年,可以讲是“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空前激烈。

最要命的,梁武帝萧衍还一直醉心佛事,是“佞佛”皇帝中最有名的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统治末年,建康“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富。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所以,诗人渲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一点也没有夸张。萧老爷子“佞佛”,自己“佞”就算了,但他贵为士庶万民的“皇帝”,不仅常常亲自讲经解义,更过分的是他还曾经三次“舍身”,自进寺院为“寺奴”(分别在527、529、547),而且一次“舍身”比一次“舍身”的时间要长。皇帝“舍身”,大臣们得公私齐凑钱财为他“赎身”,三次“赎”皇帝,共花费三亿多万的钱,其实就是萧衍为佛寺变相敛财。上行下效,佛教的盛行不仅使南朝民心更加“慈懦”,而且大批男丁为了逃避兵役徭役出家为僧,使本来就积贫积弱的梁朝国力更是雪上加霜。南北对峙,敌人强盛,梁朝上下如此喜佛,如此崇尚玄虚,侈奢无度,下层人民辗转沟壑,痛不欲生,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从里到外都烂透了。庾信所说“五十年来,江表无事”,是指梁朝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太剧烈的相互杀伐而言,繁荣浮华的下面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