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一、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二、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三、“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四、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